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第3/17页）

“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帕斯夸雷重复道，“那几个教士都死到哪儿去了？”

肥皂匠的儿子像一头驴一样怪声叫着，我父亲思索着，在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还操着难听的口音。然而他却说得有道理。迟迟没有开始的私有化进程，货币贬值，国债最多只有十年期，还有那荒诞的十亿暗箱操作，没有任何事情是在控制之中的。事实上，这次的贪污行贿事件真的很操蛋。

“他们将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克拉克西那帮人的。”

“这……如果那些政治家不管我们了，一切就都完了。”

“帕斯卡？”

“嗯？”

“小费。你忘记留小费了。”

帕斯夸雷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把手伸进他那件威尔士王子牌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两百里拉，猛拍在柜台上。服务员投来感激的目光，而我父亲则没有。

“我们应该投资多元化，”爱德华多说道，“我们的目光太狭隘了。”

他又按住那笔小费，思索着，心中充满悔意，如果这场流行病不及时停止的话，他将会损失多少。一次小费两百里拉，迟早倾家荡产。

11

当我父亲每天晚上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这个国家末日场景的各种预测，脸色因恐惧而发绿的时候，我的生活里则突然出现了凯瑟琳。

她有着金黄色的长发，高额头，乳白色的皮肤，颧骨上的静脉隐约可见，那是一种不畏旁人目光的性感。她长长的指甲上涂着指甲油，高中里没有其他女孩子敢这样打扮。尽管所有人都觉得她很粗俗，但我觉得这很刺激。她直奔着留级而去，原地踏步已经有两年了，但她看起来并不感到担心。课堂上的作业和老师的提问她从不回避，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使她的意大利语变完美。

她总是迟到，看起来心烦意乱，穿着也不修边幅。放学的时候，她跳上摩托便消失了——并不是她自己的摩托，而是某个男孩子的。每一次当她叉开双腿坐在摩托后座上，双手围绕某个男生的腹部时，我的心里就一阵绞痛。我没有任何希望，我父母甚至连让我拥有一辆非汽油的二手Si[3]牌摩托都会反对。

女孩子们崇拜她是因为她们都想像她一样，男孩子们渴望她是因为他们都想破处，但对于一群十四岁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学拉丁语的孩子来说，那个愿景并不现实。内心的焦躁不安无从发泄，只能通过在教室尽可能长时间地观察她来弥补。在脑海中记住她晃动着头，或者指尖敲击课桌时的样子，然后回到家凭着记忆自己解决。

她的魅力使得有比我预想更多的人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每一次出现在学校走廊里，她都会展现出成熟的姿态，颇具明星风范。女生们纷纷效仿，也都变得更加亲切大方，结果是男生们也不再感到压抑，不再举止愚昧。她是一个带来了积极影响的解放者。

她跟着父母两年前从希腊搬来这里。她父亲是一个骨科医生，据说总是能妙手回春，她母亲是一个演员。他们选择了意大利是因为不再喜欢雅典的生活，他们选择在那不勒斯安定下来，因为这里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像欧洲的城市”。通过他们一家我才意识到，人们走上旅途也可以是为了了解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工作。存在着这样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充满激情地生活，并不只是想着赚钱买车，并不害怕失去一切。这是我个人世界观上的哥白尼革命。

我爱过她，事实上所有人都爱她，但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少年，坚信着我的爱情将会独一无二，会比其他人的更浪漫、更痛苦、更轰轰烈烈。然而是她教会了我，自我感觉独一无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结果只会是无人在意的孤独。

我第一次知道布尔基琴音乐是在位于沃梅罗街区的一家夜店，那是一家意大利夜店，但每个月店主会为来自希腊的年轻人组织一次专场。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凯瑟琳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希腊大学的招生限制名额，导致很多学生离开。

就这样我惊讶地得知，那些骑着摩托在学校外面接她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学生，来自临近保加利亚的农场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参观过帕特农神庙。

“我父亲希望我能和本地人一起出去玩。”几天前在课间的时候凯瑟琳向我透露道。凯瑟琳的话吓了我一跳，当时我正在嘎吱嘎吱地嚼着火腿味的脆饼。“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许我去下周六的布尔基琴之夜了。”

我突然愣住了，即使像我这样迟钝的人也不会想要拒绝她的邀请。

“为什么你不找一些女生陪你去呢？”我问她。

“如果我说和女生一起出去，他们立刻就会明白那是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