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

那些快乐的夏天里,我们无所畏惧。

——黑麋鹿[1]

09

在他倒下的时候,杀手所用的手枪他觉得似曾相识,金光闪闪,像是一匹高高跃起的小马驹的缩影,让他想起那座美国城市,那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还很快乐。

他一直都是那种能够迅速理解局势的人,现在也是,被六颗子弹击中了胸膛和脸庞,他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巧合太过讽刺。他的嘴唇冷得发颤。夜色已深,他已经分辨不清哪条路是回家的,哪条路是通向地狱的。

那是一把柯尔特,男人回想着,357马格南口径的柯尔特蟒蛇左轮手枪。

枪声过后,在人群四处逃散的间隙,有一些好奇的人认出了他。“是文森佐!”某个人喊道,并弯着腰向他走来,他没有去看那个人。“是捡纸箱的人——文森佐!”那个人重复道,“他们开枪打中了捡纸箱的人——文森佐!”

又是那个外号。真是遗憾,男人思索着,就在他临死的时候,被人们从超级英雄的角色降了级。

此刻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男人不想被困在一个喊叫大厅里。他知道那些人在想着什么。他们在想着他一定可以挺过去,因为这是那些从没有杀过人的人唯一相信的真理——没有人会这样轻易地在我眼皮子底下死去。

“你听我说,文森,”一个友善的声音对他低声说道,“保持清醒,文森,救护车正在赶来。”

与此同时,鲜血继续从伤口流出,染红了人行道,凝结着,聚成一个小血洼,冒出一股热气,撕破了夜晚的潮湿。

我能听到你说话,男人意识模糊,但可悲的是我快死了却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谁。接着是一阵强烈的抽搐,他面部狰狞起来,口中吐出鲜血:这是死前最后的微笑。

10

那一天音乐死去了,他没有抹发胶发蜡,没有打游戏,也没有扎轮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里奇·瓦伦斯,没有印第安人,没有船长,没有水手。利奥十六岁,正是拒绝父爱而去别处寻找自我的年龄。现在连这个可能性也永远没有了,他将会努力去抓住所有关于那个强悍的金发壮年的回忆。那个为了逃避法制跳下阳台的英雄形象,将会变成一张小小的黑白纪念照,两面都打上塑胶,被保存在钱包里,每当美国仔拿出照片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献上一吻,表示敬意。

为逝者流下的每一滴泪都会蒸发。

为坟墓献上的每一枝花都会凋零。

为灵魂祷告,上帝会聆听。

我母亲愿意陪着我去教堂,但我父亲坚持说他儿子绝对不能去一个卡莫拉的葬礼,就这样我只能待在我的房间里翻着一本讲述伤膝河大屠杀[2]的书消磨时间。

说实话,我从没有如此感激过他对我的严词拒绝——因为葬礼让我感到痛苦。仅仅是要向某个人表示哀悼这个想法,就会让我陷入巨大的痛苦。我对皮奴西娅和美国女人太过了解以致不能说出符合场合的话语,却又太不了解以致不能保持沉默。然后,我还要待在利奥身旁,低声告诉他我也很痛苦,尽管我再怎么假装也还不及他百万分之一的痛苦。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里容不下半点虚假。

据说并没有很多人去教堂,没有穿着双排扣上衣的帮派分子,也没有六匹马拉着的灵车。只是简简单单的花圈展示,受害者的亲人,几个修女,还有两三个从食堂过来的根本不认识他的流浪汉。

唐·卡洛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弥撒,简单的祷词,语气冷漠。他的出席让很多信徒觉得不寻常,过去他总会被拒绝为这些大佬主持葬礼,有几次甚至被那些控制着街区的卡莫拉从布道台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次因为某个人的支持,便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粗野行为。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流浪汉食堂,如果没有她,没有人会把教区牧师的出席当回事儿。

来到墓地,整个仪式中利奥都保持沉默,没有流一滴眼泪。直到最后他也没有从棺材上移开目光,甚至当墓地雇员把棺材放下塞进一个地板门里,就像把信塞进邮局信箱里那样。“那现在呢?”皮奴西娅问负责人,“我父亲自己一个人在下面做什么呢?”

自从文森佐出狱以后,在街区里便有流言,他不再受宠。也许他已经叛变了,有些人暗示,他叛变了自己的团伙投靠了另外一个家庭,另一些人则推测出更坏的情况:他已经悔过自新并告密了。据说,从监狱里出来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想着去恢复旧的秩序,要么想着悔过自新。而蜘蛛人并没有想过去恢复任何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猜疑也许正是他的团伙指派了杀手。流言四起,像风一样沙沙作响,又像一纸判决书回荡着:石头脸没有出席葬礼,没有送花,没有向寡妇表示哀悼。事实上和我的表现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