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3/4页）

两天后，他再次打来。那时，我正准备从一个朋友位于哈本那剧场附近的公寓离开，包里响起了手机铃声。我穿过大街，坐在雅库公园里，我们自在地聊天，像我们从前坐在华盛顿公园聊天一样，他现在像是和我一起坐在了长椅上。下一个晚上，他又打来了，大约12点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家里等候。我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刷了牙，还套进他的一件大T恤中。我穿着这件T恤时，总会幻想即使它已经被洗过了，我依然可以闻到哈米的味道。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就像之前在布鲁克林时那样。在那时，我最后会忍不住去睡觉，而他会继续在工作室里画画，播放舒缓的爵士乐。

之后的那一天，我们没有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整晚都把手机放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非常频繁地检查它，但是哈米没有打来。再下一个晚上，在一直等到一点之后，我鼓起勇气拨了他的号码，带着怦怦的心跳，准备好如果他哥哥或者母亲接起来我就挂断。我以前在纽约给他打电话时得拨1，然后是区号718，但现在变得很简单，只需要拨02，耶路撒冷的区号，还有他的号码。一分钟后，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你好？”他刚刚到家，正准备打电话，“嗨，Bazi, Kifek inti?”

那晚，他告诉我自从他1992年离开之后，拉马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1987年暴动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废墟、武装着的人们、关于“殉道者”的海报、蒙着面纱的脸孔、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寺庙、失业的人、极度贫穷的人。到处都是绝望和疲惫的气氛：那也许是这里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

还有那堵墙，他谈起那堵以色列开始在西岸构建的墙。我们在冬天就已经听说了，他为此忧虑，而我坚持不愿相信。现在，他亲眼看见了，然后把它描述给我，带着些许恐惧：一堵险恶的灰色混凝土墙在山上蜿蜒，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把村庄和果园一分为二。

“但是，在这儿……他们叫它围栏。”我结结巴巴地说。

他立即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靠近话筒：“围栏？”

“他们说那是一个围栏，用来——”

“我告诉你，它奇丑无比。”

“这样，他们之后就可以把它拆除了，”我继续，“不是一堵真的墙。”

“他们可以随便叫它什么，但那是一个怪兽。”

我没有告诉他几天前我和我爸爸一起看新闻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当他们展示推土机和货车时，我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就是这样了，这堵墙会永远立在我们中间。那个我一直在想象的围栏，像是他们以前会种刺梨的栅篱在乡村之间划分界限，明示一块领土的结束和另一块的开始。现在，它真的被建起来了。当画面上播放有一块混凝土被悬挂在起重机上，又带着大量灰尘被放下，田野和乡村的轮廓消失在它们后面时，我的心中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它们会把我和哈米隔离开。隔离开他对我的思念，隔离开我对他的不舍，隔离开他有一天真的来到这里的可能性，就像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开的玩笑那样，出现在特拉维夫给我个惊喜。

一周后，凌晨1:30。“你在做什么？”哈米问。

“没什么。”我合上书，蜷缩回枕头上，“看书。”

“听听这个。”

他的声音又活泼又兴奋，像现在是下午1:30一样。他说自己在伽芬河待了一天，那是位于去往巴尔查特的路上的一座村庄，在拉马拉的北部，那儿很美。他在那儿看见一栋房子——一座古老的石头房，院子里有棵巨大的桑树，房子正在招租。

“为了什么？”我打断了他的热情，不很理解，“为了两个半月？”

他的声音失望地低了下去：“什么意思，为了什么？”我能从他的叹息声中听出来他不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了，“我需要一个处所，我需要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

“但是……”

“我要在这儿度过整个夏天。”

“但是你妈妈，我以为你会——”

“是的，但是离得很近。”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接着是吸烟的声音，“你不知道它离这里有多近。”

“我以为你想和家人在一起。”

“这没事。我告诉你，骑车半小时，我随时都可以来回。”然后，他似乎失去了耐心，“Khalas！拜托，停下，”他不耐烦地说，“我是个成年人了，我需要空间，我已经习惯了——”

“怎么了？”我妈妈从门口伸进头来，“你还在打电话？”

我捂住话筒：“晚安，妈妈。”我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已经一整个月了，而我这周才开始找公寓，“请关上门。”

“现在快凌晨两点了，”她在门后继续说，“快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