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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荷兰的早上四点醒来，神采奕奕，一切重新入睡的企图都告失败，于是我躺在那儿，任凭呼吸机将气体泵进去、吸出来。我喜欢听宠物龙的呼吸声，但心里还是希望能自己决定怎么呼吸。

我重新读起《无比美妙的痛苦》，直到六点左右妈妈醒来，翻个身凑到我身边。她把头挨在我肩上蹭了蹭，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隐约有点奥古斯丁 [1] 的感觉。

酒店把早餐给我们送到了房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早餐主打肉类熟食，还有许多别的食物也都颠覆了传统美国早餐的构成。我本来打算今天穿去见彼得·范·豪滕的裙子昨天去橙意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提前穿了。于是，冲完淋浴，好歹把头发弄得平整些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跟妈妈逐一讨论余下的选择中各自的优缺点。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我最终决定照着书里的安娜打扮自己：穿她常穿的匡威帆布鞋和深色牛仔裤，再配一件浅蓝色T恤。

T恤胸前印了勒内·马格里特 [2] 一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他画了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用连笔草体写道：Ceci n’est pas unepipe.（“这不是烟斗。”）

“我实在搞不懂这件T恤。”妈妈说。

“彼得·范·豪滕会懂的，相信我。《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提到马格里特大概有七千次。”

“可这明明就是烟斗啊。”

“不，不是。”我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懂吗？所有对一件事物的艺术表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抽象的。非常巧妙。”

“你怎么变得这么成熟的？老古董的老妈搞不懂的东西你全明白。”妈妈问，“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七岁的小海蓁天为什么是蓝的。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天才。”

“那天到底为什么是蓝的？”我问。

“因为呗。”她答道。我笑起来。

离十点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想到要见奥古斯塔斯，紧张；就要见到彼得·范·豪滕，紧张；我的衣着会不会不合适？紧张；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个样，我们能不能找到要找的房子？紧张；我们会不会迷路，再也回不了费罗素夫酒店？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妈妈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可我简直听不进去。我正要叫她上楼去看看奥古斯塔斯起床没的时候，他敲门了。

我打开门。他低头看看我的衣服，微笑起来。“好玩。”他说。

“不许说我的胸部好玩。”我答。

“我可在这儿呢。”妈妈在我们身后说。但我已经让奥古斯塔斯脸红了，他暂时出局，我也终于能抬起头来直视他了。

“你确定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我问妈妈。

“我今天计划好要去国立博物馆和冯德尔公园。”她说，“此外，我实在不懂欣赏他的书，请别见怪。替我们向他和李德薇问好，好吗？”

“好的。”我说。我抱了抱妈妈，她在我的耳朵上方吻了一下。

彼得·范·豪滕的联排别墅在冯德尔大街，正临公园，离酒店也就是一拐弯的工夫。158号。奥古斯塔斯一只胳膊挽着我，另一只手拖着氧气推车，我们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漆成深蓝色的大门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自从我第一次读到那半途戛然而止的结尾时起就一直惦念的答案，如今离我只有一门之隔。

房子里传出低音贝斯沉重的节拍声，几乎把窗棂震得咯咯直响，令我怀疑彼得·范·豪滕家是不是有个喜欢说唱音乐的孩子。

我抓住狮头形状的门环，试探性地敲了两下。音乐节拍依然故我。“也许音乐声太响，他听不到？”奥古斯塔斯问。他抓住狮子头用力敲，声音大多了。

音乐停下了，继而响起了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锁住的插销打开的声音。又一只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迎着阳光眯起眼睛。他下颌松弛，胡须大约一个礼拜没刮，穿着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浅蓝色男式睡衣。他的脸和肚子都圆滚滚的，胳膊又特别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面团上扎了四根细棍儿。“范·豪滕先生吗？”奥古斯塔斯问。他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到门后面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尖厉地嚷道：“李——德——薇！”（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助理名字发音应该是“李德——阿——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