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席琳的惊讶（第2/3页）

在内扎米版本中，霍斯陆与席琳的故事非常优美。那儿最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就是席琳的惊诧，是她在画像与真人之间的徘徊。她天真、纯洁、敏感，任由画像在心中激起层层渴望——在我看来，今天我们仍能感同身受。同样，对内扎米“凡事重复三遍”的叙事传统的钟爱，也能让我体味到这一点。席琳初次看见英俊的霍斯陆时所产生的疑惑，同样也是我们的疑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霍斯陆呢？一如席琳，我们也在扪心自问，真理究竟存在于现实之中，还是存在于画像之中？哪一个更能感动我们，是霍斯陆本人，还是他英俊的画像？

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我们在听到或读到这类故事时，这些基本问题会再次浮现于我们的脑海。它们往往在我们陷入遐思、阅读故事、观看电影，或者感到脆弱无助之际光顾我们。哪一个更能感动我们，是肖像，还是真人？

东方说书人在讲述画家比赛这个故事时，对于为什么中国画家得到了苏丹的嘉奖，总爱添些溢美之词。而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些说书人所表现的智慧，而是故事自身所反映的某些生命之理，即故事中的镜子向我们揭示的道理：那可以扩增、延展的镜子，同样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缺失，让我们感到自己仿佛不够真实、令人生厌，甚至似乎还不够完整。于是，根据自己的勇敢程度，我们也踏上了各自的旅程：这与动身寻找爱情的霍斯陆和席琳的旅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他者”以补全自我。这个旅程带领我们超越表象，走向深入，接近本质中心。真理就在远方。某人在某处这样告诫我们。而如今我们已经踏上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文学便是关于这一旅程的故事。尽管我对这一旅程充满信仰，但我并不相信在遥远的某地，真的有一个中心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这也许是痛苦之源，也许是快乐之泉。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教训，是我们在诸如此类远离世界中心的国度里、在生活中学到的。倘若我坚信苏丹举办的绘画竞赛所暗示的两难困境，倘若我对席琳感到的惊讶产生同感，那么我也要问那个本该回避的问题。然后我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抵达那个中心，从未领悟那个真实、那个纯粹的真理。但我的故事却是世上大多数人的故事。

在接触但丁作品之前，我就听说过很多受到《地狱篇》（Inferno）启发的有趣故事。看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之前，我也看到过一部土耳其电影，名曰《消失的易卜拉欣》（Vanished Ibrahim）的系列电影。卓别林模仿了那部土耳其电影。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悬挂在理发店或是果蔬店墙上的那些翻版，使我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印象派画家。通过丁丁——还有许多其他翻译成土耳其语的书籍，我开始渐渐了解世界。有些国家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毫无相似之处，但我通过它们培养了自己的历史趣味。亲身经历使我相信，我所居住的楼宇、漫步的街道，都是对西方某些地方的拙劣模仿。我伏案工作的桌椅，是美国电影道具的翻版。我是在很久以后，再次观看那些电影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将许多新面孔与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面孔作对比，他们总是令我困惑不解。通过阅读而不是通过真实的生活，我才对尊严、勇敢、爱恋、同情、诚实以及邪恶有了更多认识。我不清楚自己的喜悦或对生活目标的认真态度，以及我站立或者说话的方式，究竟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多少是无意中从其他范例里借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些范例自身有多少是对更为原始对象的模仿，又有多少是模仿的模仿。我自己的文字也是如此。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只要重复他人说过的话可能就是最好的表述的原因。

奥古兹·阿塔伊（Oğuz Atay，1934—1977）是土耳其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从乔伊斯到纳博科夫等欧洲的实验派作家都曾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这么说：“我是某物的复制，但我已将原物忘却！”可能存在真理的那个中心，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远！大部分的非西方世界都已悟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却对自己的觉悟毫无知觉。如今，我们发掘的正是我们早已知晓的事物。

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种寻求真实方式的最后回应。它扎根于浪漫主义，意在追求纯粹性。但即使能在土耳其听到它的回声，那也是极为微弱的。我不能说我对此感到不安。如同芸芸众生，我此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

而如今我们握在手中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碎片。即使有一个柏拉图所憧憬的哲人国王，那么在选择彩绘墙面和化墙为镜孰优孰劣时，他也无法给出正确、合乎逻辑的解释。画家比赛的故事，有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理论的痕迹。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文艺表现形式里，画家比赛的故事，或其他类似的故事或图像是原创还是复制，目前只有那些呆板的哲学家和艺术史家才会关心。我们一度认为隐藏得很远很远，远在帷幕和阴影之后的真理，或许已经完全消失。如果说真理存于某处，那么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将手中的图像和故事彼此分离，并使其脱离传统，而只要我们能够运用手中的这些彼此分离的素材，那么我会更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