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

2002年2月24日　星期天

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尔斯。早上十点，我和摄影师朋友曼纽尔抵达这里。我们在街头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摄影。之后，我的情绪奇怪地低落下来。已经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尔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样令我兴奋。这些街巷，这些老式的俄罗斯建筑、阴郁的庭院、破败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忧伤，它的孤独和美丽——我再也不堪忍受这些，再也不希望将其写入小说了。我的大部分小说，有五分之三描述过这个地方；有时我会将现在这部小说称为《卡》（Kar即雪[1]），有时又会称之为《卡尔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经完成构思。我知道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如何从这座城市，从它在我内心激起的孤独和隔绝感中来采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并不是卡尔斯这座真实的城市，而是小说《雪》（或《卡尔斯的雪》）。我也明白，这座城市的拥挤，它的街巷、居所、树木、店铺，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构成了小说的内容。但我同样知道，小说中的城市仍然不像这座真实的城市。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写这部小说并非想要再现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它给我带来的困惑投射到卡尔斯身上。还有雪，多年以来，在我构思这部小说之时，它浮现于我的每一个梦境。我需要这绵绵不绝的雪，将书中的城市与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我记忆中第一次前往卡尔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阴冷、它梦幻般白雪皑皑的冬季，这些都是最初的动因，令我深信我必将有一部小说扎根于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来到了卡尔斯，口袋里装着一则从伊斯坦布尔《晨报》（Sabah）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并开始寻访城市的美丽和它的白雪。因为我深信，我的故事将在此生发。而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卡尔斯的故事，聆听它的居民在我耳边喃喃低语的那些或悲或喜的传闻，而是要实现我的最初想法，写一部关于卡尔斯的小说。

从踏进卡尔斯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断告诉自己，此行真可谓明智之举。我如此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美丽、破旧的老式建筑，宽广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气息，和那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才满怀激情地聆听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带着小小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临时搭建的帐篷到党总部大楼，从斗鸡娱乐场所到政府办公室，从小报社到茶室，来回穿梭，采访那些渴望对我讲述的人们。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个小时的素材。用我简陋的照相机，拍下了感兴趣的一切。我记得，第一次前往卡尔斯的最后一天，我来回奔波，竭尽全力地记录一切，一个当地警察还紧紧尾随在我身后。每次访问卡尔斯，我都会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团结茶室），在笔记本上匆匆记录我的思绪。此外，除了收集这些素材（我真不喜欢用这个词），我还要不断记述的，并不完全是我对卡尔斯及卡尔斯人的印象，还包括我头脑中的故事雏形。

最重要的，是因为雪，它已不再像卡尔斯美丽、富有、快乐之时那样落下。中产阶级家庭，曾在苏联及其解体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与俄罗斯人做生意；曾在卡尔斯河进入冰冻期时，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着雪橇穿游城市，尽情地嬉闹——这些人，后来纷纷举家离去。他们走后，白雪也就抛弃了这座城市。如今，卡尔斯的雪，便再无往日的充沛和丰腴了。

小说中的政治灾难（以及贫穷等诸多不幸）也是整个土耳其的遭遇，只不过在此处没有那么激烈。或许也曾激烈过，只是人人都忘记了：是这里的街巷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当然，那一定是我的错觉。

我的另一个印象或许也是错觉：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卑微。人们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馆里，或是漫步街头，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在我看来，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简单和质朴，后者来自卡尔斯之外。或许，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使我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印象。或许，要是在某个特殊时刻，也会有自杀或谋杀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经半醒半睡的咖啡馆，而生活又会看似稀松平常地继续。

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间，卡尔斯经历了极端暴力时期。政府和情报机构用高压手腕改变了城市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库尔德游击队奋起于群山草莽之间。除此而外（或许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暴力或政治灾难被视为近乎无理的行为，近乎令人羞耻的夸夸其谈——仿佛我在说谎。是的，一个真实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