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我的名字叫红》采访节选（第3/4页）

有些读者读过小说后，受到影响，曾去看过波斯和奥斯曼绘画。这很正常。因为整部小说讲的都是细密画，是欣赏和描绘它所带来的乐趣。但我写它，除了激起读者对它的兴趣，更是因为渴望通过文字来成功地描绘它。而如今，看到某些好奇心旺盛的读者在见到真正的细密画后非常失望，我也十分难过。因为，我们与世上众人一样，接受的是西方后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教育，我们属于一个照相图片成批问世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不再能理解并欣赏这些绘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没有接受过细密画艺术熏染的人，极有可能会认为它乏味，甚至是原始而粗糙。这也是我这部书的另一主题。

细密画艺术与小说语言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细密画中的人物既望着画中世界，又与观察他们的双眼对视。换句话说，就是看着画家或是欣赏者。霍斯陆和席琳来到空旷之地望着彼此，但事实上，他们的眼光并未相遇，因为他们的身体是半冲着我们的。而我的小说中，人物也以类似方式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对着彼此，同时也是对着读者娓娓而谈。他们都在说：“我是一幅画，我有某种含义。”还有，“哦，读者，看这里！我在和你说话呢。”细密画总是告诉我们，它们就是画作，就如同读我小说的读者永远都清楚，他们是在读一部小说作品。

而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惟一清楚读者侵犯了她们隐私的人。即使在聊天时，她们也在打扫房间，收拾衣服，小心谈话，从不失言。女性被人打量的时候总是有些不安，她们不是展览品。只有在假想旁观读者是闺中密友时，她们才不再将其视为外人，而是看做兄弟，将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小说中所有的细密画家，只有橄榄（瓦利坎）是确有其历史背景的人物。他是著名的波斯－奥斯曼画家，师从波斯肖像大师西亚乌什。另外两个细密画家则是虚构的。我还做过大量工作，研究16世纪的法律如何处置非礼而视的行为，处置经济纠纷，以及如果丈夫失踪了，法律会有怎样的规定，以此来帮助我安排谢库瑞离婚的情节。

让艾斯特以布贩身份出现非常重要。这个人物形象不仅是描写奥斯曼时期小说的中心，而且也是描写中世纪小说的典型形象。因为，这类人物为求爱提供了舞台。社会法律严禁男女共处。但在小说活生生的环境中，为了描写某些重要事件，世事无常或是人们的心理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突出情节曲折性——男女之间就需要协调平衡，调侃彼此，向对方陈述自己的心事，平等地追求或是叱责彼此——爱情如同战争，军队必须首先占领山峰制高点。而在那些日子里，男人是无法这么做的，他们很少能够接近女性，特别是在伊斯兰文化里。

在奥斯曼时期，同样也是中世纪时期，这种复杂多变的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用内扎米的话，我称其为“爱情的象棋比赛”，而它只有通过信笺这一载体才能进行。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只有布贩才能够走家串户拜访女性。因为，只有女性才可以和她们的顾客面对面相处，获准走进她们的私密世界。也因为这些布贩是非穆斯林，可以自由在城中穿行。对奥斯曼上流社会的妇女来说，去市场上买苹果、西红柿、芹菜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这些碎嘴的犹太商人则常常成了推动时代的坦志麦特时期[3]文学之源泉。我们承认，艾斯特的确是个有趣的角色。对她的戏我们并不感兴趣，她只是其他人登台演出前令人开怀一笑的引子而已。

不论我再怎么注意，在每部小说里总有一个角色的思想、体魄、性情都与我极其相像，或多或少承担着我的哀痛和疑惑。在这点上，《黑书》的主人公卡利普与《我的名字叫红》里的黑相仿。在我看来，黑也是这部小说里与我最亲近的一个。我喜欢超越角色之上，但如果没有他们为我照亮道路，我就无法认清世界。是他们使我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中。黑体内有一部分的我。和其他角色相比，黑更倾向于从远处观察事态变化。

是角色的沉默、疑惑以及哀痛，而非其成功或是勇敢壮举使我得以接近他。我也希望，读者喜爱我，原因也是同样。我格外留意小说中忧郁的片断、脆弱的时刻，如同细密画家审视他们的画作，我也希望读者以同样方式来留意我的困惑以及哀伤之处。

谢库瑞身上还有些我母亲的影子，她与我母亲同名。小说里，她训斥奥尔罕的哥哥谢夫盖的方式，照看兄弟俩的方式——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细微之处都是生活的复制。这是一个强硬而又有统治欲的女性，非常清楚她在做什么——最起码，她显出这样一幅姿态。其实结果都差不多。这是一种后现代概念上的相似：其举止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但实则不同。书中还有个有趣的年代游戏：我告诉母亲和哥哥，我曾想像把19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放到1590年，保持一切不变。谢库瑞的愿望总是互相矛盾，对此她也非常清楚，但这决不会让她不安。她冷静地知道，生活就是由这些矛盾构成，一切最终都会成为负担，她将其视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