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我的名字叫红》采访节选

托普卡帕宫的主管菲利兹·奇格曼是《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个读者,她也最为严谨认真。我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菲利兹女士已是宫殿藏书室的主管。在开始动笔之前,我们之间曾有次长谈。是她告诉我,从未完成的细密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画家画马总是先画马蹄,以此来表明他们是凭借记忆来创作的。

在《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之前,我和菲利兹女士曾于某个周日清晨在托普卡帕宫会面,逐页审阅小说。那天,我们工作到很晚。外面天色已暗,博物馆已经关门。我们来到曾是后宫的庭院里。放眼望去,四周黑暗、空旷而诡异。秋天的落叶,冷风,一片清冷。黝黑的阴影掠过我曾在书中描述过的国库墙垣之上。我们站在那里,静静地、长久地凝视着,手里拿着仍未发表的手稿。仅仅为了能在那个阴暗、多风的周日黄昏这样伫立宫中,写作《我的名字叫红》就完全值得。

开始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对伊斯兰细密画的了解和喜爱还非常有限。为了甄别这些细密画的创作年代,鉴赏其风格,一个人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耐心需要爱来支撑。最初,对我来说,要爱上这些画极其困难。它就像要人对物品产生爱情。过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伊斯兰展馆举办的细密画展览远比今日的要出色,特别是波斯细密画,你可以非常近距离地接触那些画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陈列架是开放式的,我会连续几个小时流连在内,欣赏那些细密画。毫无疑问,有些画十分沉闷,而另有些则会给我愉悦狂喜之感。还有些,我仍需要长久地赏析,才可以慢慢学会爱上它们。我意识到,你必须要学会欣赏它们。开始,这有点像试图去读一本你并不懂的外语书籍,而又只能依靠一本拙劣的词典。因而,对书中内容,你只能有一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几个小时过去了,你可能一无所获。同时你又非常痛苦地知道,有人对这优美的语言掌握精通,你十分忌妒他们,觉得自己似乎永远达不到他们的程度,体味不到那种愉悦。但事情总有好的另一面。开始,你不知道该如何接近这些陌生、没有立体感、妄自尊大、居高傲慢、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人们,画出他们丝毫不用透视法——你怎么会去喜欢这些衣着迥异的东方人?但凝视着他们的脸,望进他们的眼睛深处去,你就会慢慢爱上他们。我并不欣赏所有读过的书,但经过十年时间,我却慢慢爱上这些细密画中的人。

《我的名字叫红》的真正主人公是那个说书匠:每晚他都会去咖啡馆,站在一幅画旁开始讲故事。书中最哀伤的部分,是他的悲伤结局。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永恒的压抑感。不要写这,不要写那,如果非要继续写,也要按照这种方式;你母亲会生气的,父亲会生气的,国家会生气的,出版商会生气的,报纸会生气的,每个人都会生气的;他们会喋喋不休,指指点点。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干涉。你也许会说,“上帝会帮我的”,同时你又会想,尽管也许会惹恼所有人,我仍旧愿意按照某种方式写作。但能看到他们点头赞同,毕竟是件美妙之事。在我们这样拼拼补补、半民主的国家里,在如此神秘、有着各种禁令的社会中,写小说将我放在与我的那个传统说书人没有多大分别的位置上。不论政治禁令如何,一个作家同时感到的,还有他被各种社会禁忌、家族关系、宗教、国家指令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包围。在此种情绪之下,写历史小说就是满足借古讽今之愿。

《我的名字叫红》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风格。今天我所了解的风格,就是19世纪西方艺术史学家们提出的“后文艺复兴”概念,它使得艺术家们特点各异。鼓励艺术家的独有特质,就是鼓励个性。而15与16世纪的波斯艺术家和细密画家们为世人所知的,则不是其独特风格,而是他们的国王、工作间,以及工作的城市。

《我的名字叫红》的主旨并非东西方问题,而是细密画家的艰辛。他们为其遭受痛苦,奉献一切。这是一本有关艺术、生活、婚姻和幸福的书。东西方问题只是其潜伏的背景。

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东西方手法、风格、习俗和历史的交融,如果说我是富有的,那要感谢这些遗产。我的安适、双倍的快乐,来自于同一源泉:我可以毫无愧疚地在两个世界中徜徉,二者都给我如家之感。保守派和正统宗教人士,不会如我那般容易接受西方,而最前卫的理想主义者,最难以接受传统,他们也永远不会明白我何以如此。

如同《寂静的房子》,《我的名字叫红》的角色也都以第一人称说话。每件事情,不仅是角色,甚至是事物,都在说话。其标题即反映了这种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