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场白（第2/3页）

2008年10月，在前往纽约与霍米·巴巴会面的路上，我想到两本书也许可以作为这些讲座的样板。第一本书是E.M.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这本书我曾认为已经过时。它已经从大学英语系的课程大纲里消失，流落到一些创造性写作项目中。在那里，写作被当做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精神的和哲学的行为。但是，重读福斯特的著作之后，我感到该书的名声应该得到恢复。我想到的另一本书是匈牙利批评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写的《小说理论》。他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该书并不是详尽的小说理论，而是一篇哲学的、人类学的、令人惊奇地也是诗学的论文，尝试回答人类为什么对镜子（习俗造就的镜子！），比如以小说为镜有一种精神需求。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在谈论小说艺术的同时，也深刻探讨一切人类，特别是现代人。

在谈论自己的同时，也在讨论所有人，第一位知道自己具备这种能力的伟大作家，当然是蒙田。多谢他的方法—也感谢20世纪早期现代小说在运用叙述视角等方面发展的许多其他方法—我认为，我们小说家最终理解了我们的首要任务在于设想笔下的人物。在本书中，我从蒙田式的乐观精神里汲取了力量：根据这种乐观精神，如果我坦率地谈论我自己写作小说的经验，谈论我写作和阅读小说时都做了什么，那么我就是在谈论所有的小说家以及普遍的小说艺术。

但是正如我们设想异己人物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笔下自传性的人物可以代表所有人类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我知道，我作为一位论文作者—非虚构性作品的作家—所具有的乐观精神也是有限的。当福斯特和卢卡奇谈论小说艺术时，他们并没有强调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以20世纪早期的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尽人皆知，一百年前小说艺术纯粹是一种欧洲的或西方的艺术。如今，小说体裁在全球得到应用。小说惊人的扩展方式是一个经常性的论题。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小说在它出现的每一个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各种传统的文学形式，成为主流文学。这一进程对应民族国家的建立。今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渴望通过文学表达自我的人们绝大多数会写作小说。两年前，我在上海的出版商告诉我，年轻的作家们每年给他们寄去数以万计的稿件—数量太多，不可能尽读。我相信，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在西方或在西方之外，文学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小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代小说家们感到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在再现人类整体的能力方面是有限的。

我同样知道，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经验只能让我代表部分小说家发言。我希望，读者会记住，本书的观点出自一位1970年代在土耳其成年的、自学成才的作家。他所在的文化没有深厚的写小说和看书的传统，他本人阅读了父亲的藏书以及任何他能找到的书，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由此决定成为一名小说家。然而，我也相信，我们在想像中将词语具象化的方式，我对此的评论并不纯粹源于我对绘画的热爱。我相信，我的评论阐明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色。

我在二十几岁头一次看到席勒的论文时，渴望成为一名天真的作家。如今，席勒的思想贯穿了本书。回顾过去，在1970年代，最流行的、最有影响的土耳其小说家在创作半政治、半诗性的小说，以田园和小村庄为背景。那时候，要成为以城市、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天真作家似乎是难以实现的目标。我在哈佛发表这些演讲之后，不断有人问我：“帕慕克先生，你是天真小说家还是感伤小说家？”我想强调，对我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2008年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关于虚构人物和情节理论的论著。我后来写下了这些讲座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我从许多其他书和来源记住的知识。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印度拉贾斯坦邦取消了航班飞行，我和基兰·德塞（Kiran Desai）乘出租车穿越杰伊瑟尔梅尔与焦特布尔之间的金色沙漠。

一路上，在沙漠热气的炙烤中，我重新阅读了席勒的论文，心中涌现了写作本书的愿景—几乎像一种海市蜃楼。我在果阿，在伊斯坦布尔，在威尼斯（在执教于威尼斯大学期间），在希腊（在与斯派赛斯岛隔海相望的一间出租屋内），在纽约撰写这些演讲。它们最终完成于哈佛大学维德纳尔图书馆里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剑桥挤满书的家中。相比我的小说，这本书完成得很轻松—也许因为我决定保持一种交谈的语调。在机场、饭店和咖啡馆（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梅特伯尔，福楼拜笔下鲁昂的一家咖啡馆，那里萨特和波伏娃1930年代曾经常会面），我常常拿出笔记本，沉浸在主题之中，一小时之中就轻松愉快地写下几个段落。我面对的惟一挑战是每次讲座不能超过五十分钟。我在写小说时，如果想到了可以为文本增色的观念和细节，总要拉长章节。但是讲座时间的限制迫使我成为自己最无情的批评者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