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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体弱多病的人会感受到自己即将心脏病发一样，我记得自己无助地挣扎，意图采取防御措施，打倒当前的危机。但我要怎么做?我没办法要求——可以吗?——人家关掉收音机，只因为嘉娜和我当初各自出车祸后初次巧遇时，我们手牵手听着同一首歌。我不能大声呼喊，要他们取下墙上的电影明星照片，只为了自己和嘉娜在如假包换的同一家恋恋记忆餐厅，曾经愉快地看着这些照片，笑着一块儿用餐。由于口袋里没有任何能够对抗心脏问题的亚硝酸盐锭，我只好在托盘上盛了一碗扁豆汤和一点面包，还有一杯双份茴香酒，退到角落一张桌子那里。当我以汤匙搅拌热汤时，咸咸的眼泪开始点点滴入汤里。

别让我成为模仿契诃夫的那些作家，他们放下人类的尊严，企图抽出我的痛楚，以便与所有读者共享；我应该像个东方作家，借机说个寓言故事。简言之：我渴望离群索居，我有个与众不同的目标。但在这里，这被视为永远无法获得原谅的罪。我告诉自己，我从小时候读过的雷夫奇叔叔漫画作品中，做了一个不真实的怪梦。所以我再次思量，喜欢撷取故事寓意的读者，到底会怎么想；童年时期的读物，让《新人生》注定对我影响甚剧。但我和昔日的说故事高手一样，自己也不相信故事有其寓意，因此我的人生遭遇，只能成为我自己的故事，而且无法平息我的苦痛。这个残酷的结论，很久以前我就猜到了，但现在才渐渐领悟。听着收音机流泄的音乐，我无法控制地落下泪来。

我知道正在喝汤、狼吞虎咽大吃肉饭的同车旅客，对我的失态一定不会有好印象，所以偷溜进厕所。我打开水龙头，有些暖意的混浊自来水飞溅而出，打湿了我的脸，也湿透我的衣裳。我从容地指了指鼻子，然后回到餐桌旁。

没多久，当我以眼角瞥向同车乘客，看见同样用眼角偷瞄我的同车乘客脸上，透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此时，一个刚刚也偷窥我良久的年长小贩，拎着一个草篮走过来，直视着我。

“放轻松!”他说：“这一切将会过去的。来，拿几颗薄荷糖，无论有什么苦恼，吃了会让你好过点。”

“多少钱?”

“不，不用，这只是我送的小礼物。”

被这样一位好心肠、仿佛拿糖果给街上哭泣小孩的“大伯”一安慰……我像那个拿糖的孩子一样，望着这位卖糖“阿伯”的脸，心中满怀愧意。称他大伯，只是语意用法，或许他年纪没比我大上那么多。

“今天咱们都被打垮了，”他说：“西方势力吞没了我们，顺道伤害我们。他们侵入我们的汤、糖果、内衣；他们毁灭了我们。但是总有一天，也许是一千年以后，我们会揭竿复仇；我们会把他们从咱们的汤、口香糖，还有我们的灵魂中驱逐出去，终结这场阴谋。现在，吃下这颗糖果吧，莫作无谓后悔。”

难道，这就是我寻找许久的慰藉?我不知道。但是，就像街上哭泣的孩子，认真听完好心人说的故事之后，我开始思考他的安慰之词，回想起早年文艺复兴时代作家，以及艾祖隆的依斯马依·哈基均曾经讨论过的观念。我想到了抚慰自己的方法。我思忖他们所谓“悲伤，是一种由胃传送到脑部的物质”的想法，决定多注意眼前的食物。

我把面包撕开扔进汤里，再舀起来吃，小心翼翼啜饮着茴香酒，又要了一片甜瓜。我像个担心自己胃有毛病的谨慎老头，把注意力转移到食物和饮料上，直到上车时间已至。我登上车，坐在原来的位子上，想着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我想把平常喜欢的三十七号座位，连同所有与过去相关的一切，全部抛诸脑后。

我睡得像婴儿一样沉，这一觉睡得漫长，没有被打断。我醒来时，已近破晓，巴士开进一个现代化的休息站，堪称回到文明社会的前哨。看见墙上张贴的银行及可口可乐广告中那些漂亮又合我品味的美女，还有月历上的风情，以及五彩缤纷、花俏地诱惑我的广告，加上玻璃柜中溢出圆形面包外的多肉“汉堡”，都令我心旷神怡。室内一隅，有个标志机灵地写着：“自助式”，在冰淇淋的图案上，时髦地出现唇膏红、雏菊黄和梦幻蓝三色。

我为自己倒了咖啡，坐在角落。在这个采光明亮的地方，三架电视正在播放节目。我看见一个打扮漂亮的小女孩，她没办法将装在塑胶瓶里的新品牌番茄酱倒在薯条上，还得劳动母亲帮忙。我桌上也摆了一瓶同是“美味牌”出品的塑胶瓶装番茄酱，瓶身上的黄色字体向我保证，如果三个月内集到三十个瓶盖寄到下列地址，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得奖者可以去佛罗里达迪士尼乐园畅游一星期。不过，瓶盖很难打开，刚刚那个小女孩最后虽然成功了，却也弄得一身脏。现在，中间那部电视播放的足球赛里，有一队进了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