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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我离开出事地点，任由那辆不幸的巴士留在原地。当时，巴士和一辆载运水泥的卡车猛然相撞。水泥积云悬浮空中，像一把神奇的雨伞，覆盖在那些濒死之人的头上。一道顽强的蓝色光束从巴士流泄出来。还活着的倒楣乘客，以及来时无多的伤者，纷纷从后门出来，个个像踏上陌生星球表面一样小心谨慎。妈咪，妈咪，你还在里面，我已经到外面了。妈咪，妈咪，血流像铜板装满了我的口袋。我想和他们说话，和那个匍匐前进、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拿着塑胶袋的大伯说话；那位吹毛求疵的军人，弯腰检查裤子的破洞；那个原本兴高采烈、喋喋不休的老太太，现在又得到宣扬真主的机会。我真想把此一独特又无懈可击时刻的重要性，透露给那些恶毒而正在数星星的保险经纪人，并且告知那个女儿被吓呆、正向已逝司机恳求的母亲。我也想把这个重要性透露给那些男人，他们都留着胡子，互不相识，但这会儿为了活着的喜悦牵手跳舞，温柔地摇摆着，活像一见钟情的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告诉他们，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这个独特的时刻是一种难得的罕有幸福。我想对他们说，你，我的天使啊，在这把神奇的水泥伞之下，在这不可思议的时刻，他们的一生中，你只会出现一次；你会问他们，为什么那时我们那么快乐。你们这对母子紧紧拥抱在一起，像一对大胆示爱的情侣；生命中，你们第一次如此自在地哭泣。你这位发现流出来的血比口红更红、死亡比生命更令人同情的温婉妇女，你这个站在死去父亲身旁、抓着娃娃、望着星星的孤儿，我问你们：谁恩准你们可以如此满足、充实、快乐?内心的声音给了我一个字，一个答案：那就是启程……离开……。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死。就快要断气的老女人问我，服务员在哪里，她要马上去拿她的行李。虽然脸上血淋淋，但是她想到下个城镇，赶上明天早上那班火车。只留我一个人，拿着她那张鲜血湿透的火车票。

我从后门上车，避免看到前排死去乘客贴在挡风玻璃上的脸。我开始察觉发动机运转的声音，联想到一路搭乘的巴士上恐怖的引擎噪音；我听见的不是死寂，而是与记忆、欲念及幽灵格斗、充满活力的声音。服务员仍然握着瓶子，眼中含泪的母亲抱着平静睡着的婴儿。外头很冷。我也坐了下来，觉得双腿发疼。那位脑部疼痛的邻座乘客，已经和前排的急躁群众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仍端坐着。他睡着时会闭上的眼睛，死后大睁。前方出现两个男人，他们粗暴地把一具满是血迹的尸体扛上肩，搬到寒冷的车外。

就在那时，我开始察觉最神奇的巧合或最无懈可击的命运：司机座位上方的电视荧幕毫无损伤，录影带里的情侣终于拥抱彼此。我用手帕擦掉前额、脸上和脖子上的血迹，轻弹着烟灰缸的盖子，不久前我的前额才猛烈地撞了它一下。我心满意足地点了一根烟，开始看电影。

他们一吻再吻，吸吮着口红与生命。我不知道为什么，童年时期看到吻戏就会停止呼吸；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晃着脚，把注意力集中在荧幕上的情侣。啊，那个吻!我记得多么清晰，在白色光芒穿透玻璃窗那天，那个嘴唇相触的滋味。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吻。我掉下眼泪，喃喃念着嘉娜的名字。

电影快结束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大灯，再来是恭敬停放在不幸事故地点的卡车，那里冰冷的尸体因为外面寒冷的天气甚至变得更冰。事件发生时，邻座那个人的口袋有个鼓鼓的皮夹，而他茫然的眼睛仍专注地望着空白的录影带荧幕。这个人姓马勒，名字是玛赫姆特。皮夹里有他的身分证件，从照片上看来，他当军人的儿子很像我；里面还有一张一九六六年一份《登利兹利邮报》关于斗鸡消息的破烂剪报。那些钱够我撑好几个礼拜，结婚证书应该也很有用，谢了。

我们这群有先见之明的生还者被人用担架送到镇上，像身边的温顺死者一样。我们一边试着保暖，免得在卡车车垫上受寒，—边望着天上的星星。星星似乎告诉我们，保持冷静，仿佛我们都不够冷静似的；你看，我们多么善于等待时机。我躺在震动的卡车上，望着千变万化的云，以及那片隔离在我们与天鹅绒般夜幕之间不安的树林。我认为这是一场热闹、灯光黯淡的狂欢盛会，死者与生者紧紧相依，关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和一部以新艺综合体[1]摄制的影片，真是绝配。在那部影片中，我那幽默、愉快的天使从天上降落人间，揭露我人生和心中的秘密；但是我从雷夫奇叔叔一个插画故事挪用的某个情节，却无法具体化。因此，我只能与大熊星座的北极星及∏符号相伴，数着漆黑的电线杆，以及从我们头顶越过的树枝。我心里出现一个想法，毕竟，这不是完美的时刻，因为缺了某些元素。然而，只要我体内蕴含新的灵魂，眼前就有新人生。我的口袋里有一大把钱，外面天空有星星，到底什么不见了?我想找出失去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