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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跑下楼去见嘉娜，告诉她事情的原委，但是我的眼神紧盯住摇摇晃晃、神情恍惚的穆罕默德。我注视了他多久?半晌，好一阵子，直到嘉娜在塔斯奇斯拉馆转弯，从我的视线消失。

我跑下楼，奔过一群便衣警察、学生和学校大楼管理员身旁。当我跑到大门口时，根本没见着嘉娜的影子。我很快跑上楼，还是看不到她。我跑到十字路口，依然没看到与刚才那一幕枪击案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穆罕默德不见了，用塑胶袋装枪的那个男人同样不知所踪。

在穆罕默德倒下的地点，积雪已融化成一片泥泞。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两岁孩童和他时髦的迷人母亲，从一旁经过。

“妈咪，兔子跑到哪里去了?”小孩说：“妈咪，到哪里去了?”

我疯狂地朝对街的萨热耶尔小型巴士站奔去。这个世界再度披上沉静的雪色，以及树林的冷漠。两位小型巴士的司机看来被我的问题吓了一跳。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那个替他俩带茶来、面貌凶恶的家伙，也没有听到枪声。此外，他不是被吓大的。小型巴士站的服务员拿下哨子，对着我直瞧，仿佛我就是开枪的罪犯。黑鶫鸟群众在我头顶那棵松树上。小型巴士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我把头伸进车内，不安地提出我的问题。

“不久前，”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说：“有个年轻人和一名女子在那里拦了一辆计程车离开。”

她的手指着塔克辛广场。我知道这么做并不理智，但还是朝那个方向跑去。我想，在广场周围的小贩、车辆和商店之间，这世上只有自己独自一人。打算前往贝约鲁的路上，我想起了紧急照护医院，于是转往席拉西尔维勒大道，仿佛自己受了外伤般走进充满醚和碘味道的急诊室大门。

我看到一些男人躺在血泊中，裤子被撕开，袖子卷起。我也看见中毒和肠胃炎的病人，他们脸色惨绿，胃部插着管子；还有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外面的病人，他们被安置在樱草盆栽后面的雪地中，以便呼吸新鲜空气。我为一个和善的矮胖老先生指路，他正在一间间房间中寻找值班医生。他的手臂上一直绑着晾衣绳，用以充当止血带，免得失血过多致死。我看到两个以同一把刀互砍的老朋友，现在正非常客气地对来抓他们的警察说明和道歉，因为他们忘记把凶刀带来。轮到我时，护士和警察先后告诉我，那天没有一个淡棕色头发的女孩陪一位枪伤的学生来这里就医。

接着我又到贝约鲁市立医院，总觉得看见了同样互砍的死党、同样灌下碘酒寻死的女孩、同样被机器卡住手臂或手指被针刺的学徒，以及同样在巴士与巴士站间或渡轮和码头间被撞倒的乘客。我谨慎地检视警察的报案档案，为一位警察做了非公开的笔录，结果警察怀疑我有嫌疑。在楼上的妇产科，一个刚当爸爸的人高兴得把古龙水大方地泼在我的手上，闻到那味道，我怕自己会突然哭出来。

当我回到意外现场，天已经渐渐黑了。我在小型巴士间穿梭，走进小公园，黑鶫鸟先是愤怒地在我头顶狂飞，然后左闪右躲地飞上枝头。我或许置身城市生活最紧张的部分，但仍听见自己耳中令人失聪的可怕宁静，仿佛自己是个始终在暗处拿刀砍人的凶手。我看见远处嘉娜吻我的那个小教室映出昏黄的灯光，心想现在应该有人在上课。这天早上才让我陷入苦恼深渊的同一排树木，现在已经变成一堆难看又冷酷的树皮。我走在雪地上，跟着那个丢掉塑胶袋的人的脚印。四个小时前，那位仁兄像无忧无虑的小丑般蹦蹦跳跳，穿过这片雪地。为了确定他逃走的路线，我沿路一直搜寻到高速公路再转回来。原路折返时，我却发现自己的脚印和丢掉塑胶袋那人的脚印，已经纠结重叠。不一会儿，两只黑狗从草丛现身，看起来像我一样心存歉疚，只露出受惊吓的表情，然后便逃之夭夭。我停驻了一会儿，注视着像黑狗毛色一样黑的天空。

我和母亲边看电视边吃晚餐。对我而言，电视中播放的新闻、荧幕上闪烁的脸孔、谋杀案、意外、火灾、暗杀似乎遥不可及，就像在山间看见微小部分的海洋卷起狂怒的波涛一样遥远。即便如此，前往“那里”的渴望，如同远处某片灰暗的海洋，不断搅动我的心。因为天线没有调好，黑白电视机荧幕不停跳动，不过电视上没有提到学生被枪击的消息。

晚餐后，我把自己关进房里。那本书和我离开时一样，端正地打开放在桌上……我怕那本书。书中有一股猛然的力量召唤我回归，并要我完全抛弃自己奔向它。想及自己将无法抗拒那股力量，我又跑到街上，走入雪地和满是淤泥的道路，再到海边。幽暗的海水给我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