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菲夫齐耶私奔 让他俩都来亲吻我的手(第2/4页)

有一会儿只剩下父女俩时,“你为什么私奔?”麦夫鲁特责备道,“难道他们客客气气地来提亲,我会说不吗?”

菲夫齐耶躲开了父亲的目光,麦夫鲁特明白她一定在想,“是的,你当然不会同意!”

“咱们父女俩待着多好,”麦夫鲁特说,“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菲夫齐耶拥抱了他,麦夫鲁特艰难地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夜晚卖完钵扎回家时,将不再有人在家等他;梦见在黑暗的柏树林里被野狗追赶,一身冷汗惊醒时,也将不再听见女儿熟睡中的呼吸声聊以慰藉。

麦夫鲁特带着孤独的恐惧,好好地做了一番讨价还价。在一个激动的瞬间,他让女婿发誓,不仅要让菲夫齐耶读完高中,还要读完大学。菲夫齐耶那晚也答应留在家里。对于女儿的理智而没使事态扩大,麦夫鲁特感到欣慰,但那晚还是跟女儿说了很多遍,因为她私奔,自己很伤心。

“你不也是和我妈妈私奔结婚的吗?”菲夫齐耶说。

“你妈妈绝对不会做出你今天做的事情。”麦夫鲁特说。

“不,她会的。”菲夫齐耶争辩道。

麦夫鲁特既为女儿的这个桀骜不驯、充满个性的回答感到骄傲,又再一次从这个回答里得出女儿仿效她母亲私奔的结论。过节的时候,他和菲夫齐耶,或者从伊兹密尔回来的法特玛和她那走路一摇一摆的丈夫一起去墓地给拉伊哈扫墓。如果扫墓时很伤心,回家的路上,他就会夸大其词、不厌其详地告诉女儿,自己是怎么去抢亲的,他们是如何周密计划私奔的,第一次是怎么在婚礼上四目相遇的,以及他为何难以忘怀拉伊哈看自己的眼神。

第二天,司机·埃尔汗和他退休的司机爸爸一起把菲夫齐耶的箱子送了回来。一看见那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麦夫鲁特立刻明白了,他会更喜欢新郎的爸爸萨杜拉赫先生。他也是一个鳏夫,妻子三年前因为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为了更好、逼真地跟麦夫鲁特描述那个死亡瞬间,萨杜拉赫先生坐到家里唯一的桌旁,模仿妻子喝汤时怎么突然丢下手里的勺子,一头栽到桌上的。)

萨杜拉赫先生是迪兹杰人,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来到伊斯坦布尔,先跟一个在盖迪克帕夏·尤库什的亚美尼亚人鞋匠当学徒,随后成了他的合伙人。1955年9月6—7日事件中,店铺遭到洗劫,亚美尼亚人老板随后把店铺交给合伙人,自己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就独自继续经营鞋店。然而他那个“游手好闲的顽皮”儿子,抵抗父亲的坚持和拳头,没成为鞋匠,却当上了“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司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出租车和小公共还都是美国车,司机则是一个极为时髦炫耀的职业。说到这里,萨杜拉赫先生做作地眨了一下眼睛,麦夫鲁特也因此明白了他那个抢走了自己女儿、笨头笨脑、矮个狡猾的儿子的玩乐个性,源自他的父亲。

为了讨论婚礼的细节,麦夫鲁特去了他们在卡德尔加的三层砖石房。麦夫鲁特在婚礼后不久便和萨杜拉赫先生建立起了日益深厚的友情。四十岁后,尽管喝得不多,他也学会了如何从酒桌上的交谈里获得乐趣。

萨杜拉赫先生有三辆出租车,把它们交给了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六个司机。相对于车龄和牌子(一辆96款、一辆98款的穆拉特,一辆58道奇。萨杜拉赫先生不时会兴致勃勃地开一下精心保养的道奇),他更喜欢说起在伊斯坦布尔价格不断上涨的为数不多的出租车牌照。他的儿子埃尔汗也在开其中一辆车,另外还以父亲的名义,查看其他司机的里程表和计价器来记账。萨杜拉赫先生笑着说,他把出租车托付给儿子,可由于儿子管理不严,这些司机有的是小偷(隐瞒一部分收入),有的不吉利(不断出事故),有的厚颜无耻(迟到、恶言恶语),有的是不折不扣的笨蛋。但为了挣更多的钱,他不会跟他们吵架让自己扫兴,把一切交给儿子打理。麦夫鲁特去看了埃尔汗和菲夫齐耶婚后将要居住的在阁楼上的单元房,看见了里面的新柜子、结婚用品和大床,(“你女儿来我们家做客的那晚,埃尔汗没到这里来。”萨杜拉赫先生说,打消了麦夫鲁特的疑虑。)他表示很满意。

萨杜拉赫先生一一展示他度过一生的那些角落,滔滔不绝地用愈加甜美的语言叙述回忆和故事。陶醉其中的麦夫鲁特很快就认识了这些地方:位于江库尔塔兰的楚库尔学校(校舍是一栋远比杜特泰佩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更古老的奥斯曼建筑),那里的恶霸住校生抽打像自己一样的走读生;被他父亲在十年里弄倒闭的鞋店(现在是一家类似宾博的快餐店);还有公园对面可爱的茶馆。让麦夫鲁特难以置信的是,公园的所在地三百年前竟是一片汪洋,上百艘奥斯曼战船在那里备战。(茶馆的墙上悬挂着这些战船的图片。)在金角湾对岸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里,有奥斯曼皇帝和戴着圆顶高帽、蓄着大胡子的人建造的老旧破损的饮水池;废弃的浴室;满是灰尘、垃圾、幽灵和蜘蛛的托钵僧修道院。麦夫鲁特幻想如果自己在这些地方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也就是说,他爸爸从杰奈特普纳尔来伊斯坦布尔时,不是去了库尔泰佩,而像其他很多从安纳托利亚迁徙到城里的幸运儿那样,直接来了这些街区,他感觉不仅是自己,他的两个女儿也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他甚至感到了悔恨,仿佛在库尔泰佩安家是他自己的决定。然而在这些地方,他没遇见过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杰奈特普纳尔村过来定居的熟人。麦夫鲁特第一次认识到,伊斯坦布尔变得富足了,他在这些老旧街区的后街上可以卖更多钵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