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麦夫鲁特当停车场管理员 又愧疚又困惑

麦夫鲁特知道，由于他在宾博的失败，他无法启齿再去向阿克塔什他们要一份新差事，他生费尔哈特的气。其实他能够很快忘记这份气恼，利用费尔哈特关店的愧疚，去问他要一份新差事。可是因为拉伊哈，他连这也不能做，因为拉伊哈在家里不断指责费尔哈特关掉店铺，说他是个坏人。

麦夫鲁特晚上叫卖钵扎，上午就沿街转悠，去熟人那里找工作。相识多年的餐馆领班和老板，邀请他去做领班、照看款台一类的事情，他却做出一副认真考虑的样子，因为他想要的不仅是一份不用太费劲（像费尔哈特那样）且挣钱容易的差事，还要能够给他留出时间和体力以便晚上出去叫卖钵扎。连襟店关张后，真心诚意为麦夫鲁特找工作的莫希尼4月中告诉他，他们的中学同学“新郎官”，在潘尬尔特的一家广告公司当老板，他在办公室等麦夫鲁特。

麦夫鲁特穿上节日西服，去了“新郎官”的办公室。但两个老同学没有亲吻拥抱，因为握手时，“新郎官”表现得颇为正式和疏远。但他不仅对笑眯眯看着他们的漂亮秘书（“大概是他的情人。”麦夫鲁特想）说，这是一个“很聪明、很好、很特别的人”，还说是自己的好朋友。而秘书则莞尔一笑，因为一个是富有的资本家老板，一个则是貌似一事无成的穷人，这样的两人成为“好朋友”，简直就跟玩笑一样。出于本能，麦夫鲁特不愿意接近“新郎官”，也不愿意去伺候办公室里那些戴领带的职员，于是他当即拒绝了经营四楼楼梯下面茶室的提议。但他又以同样的果断，同意去看管“新郎官”在窗前指给他看的办公楼后院的停车场。

他的工作，就是保证大楼后院通向后街的停车场，免受随意停车和被私家车主称为“停车场黑社会”团伙的滋扰。

尤其在最近十五年里，像苍耳子那样黏附在城市里的停车场团伙，由半黑社会半流氓团伙性质的同乡狐朋狗友团伙组成，他们通常五六个人一伙，与警察暗中勾结。这些团伙，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凭借蛮力、刀械、枪支，就像在他们自家地盘上那样，霸占未标明禁止停车的某条街道、某个角落、某块空地，向在那些地方停车的私车车主索取停车费。不给钱的车辆，要么后门车窗的三角玻璃被砸，要么车胎被扎；如果是欧洲进口的昂贵新车，那么它们的车门就会被划伤。很多人拒绝付钱。一些车主觉得停车费太贵；一些人说，“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在我的家门口停车，为什么要给你钱？你是谁？从哪里冒出来的？”；另外一些人则用“发票呢？小票呢？”为借口拒绝付钱。因此在当停车场管理员的六个星期里，麦夫鲁特见证了很多争执、对骂、打架。但上任伊始，他凭借老练的外交手腕和迁就的姿态，在广告公司后院和停车场团伙强占的街道之间，成功地划出了一条分界线，由此他没介入过任何争端。

尽管伊斯坦布尔的无数停车场团伙假以暴力和流氓手段，明目张胆地损坏车辆，但这些团伙也向城市里无法无天的富人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在严重堵车或很难找到停车位的地方，被称为“管家”的团伙成员，会去照看停放在人行道，甚至马路当中的私家车辆，如果再多给三五小钱，他们甚至会在停车期间帮你擦玻璃、洗车，把车收拾得锃亮。团伙里一些年轻的无耻之徒，把他们收了钱的车故意停放到麦夫鲁特执守的公司后院里。因为“新郎官”说“我不想看见争斗”，麦夫鲁特也就不去和他们理论。从这方面来看，他的差事并不难。“新郎官”或者广告公司里有车的其他职员，早上上班、晚上下班时，麦夫鲁特都带着一个交警的自信，指挥后街上的车辆停下，冲着进出停车场的车辆，说着“走走，往左，往左，往左”，认真引导。他们下车时他去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开门（他给“新郎官”开门时总带着一种朋友的姿态），回答一些人的关于谁来了、谁走了的询问。走“新郎官”的后门，他在人行道和院子—停车场交汇的地方—有些人也叫那里院门，但并没有门—放了一把椅子。麦夫鲁特就坐在这把木椅上，关注着后街上来往的车辆、看着两个在楼门前注视街道的看门人、一个不时走上大街展示他伤残腿脚的乞丐、一个萨姆松人杂货店里不断进出的伙计、人行道上的行人、楼房的窗户、野猫、野狗，和停车场团伙里最年轻的成员（他们轻蔑地称他“看车人”）聊天，如此度过一天的大多数时间。

看车人凯末尔是宗古尔达克人，他身上有种让人着迷的东西，那就是尽管他不是很聪明还总是唠唠叨叨，而他唠叨的所有东西，麦夫鲁特都觉得有趣。其中的奥秘则是，小伙子可以把他生活中最私密的事情，坦然地告诉出现在他面前的任何一个人。比如，从他的性习惯到昨晚吃的蒜肠鸡蛋，从他母亲在村里洗衣服或者他母亲和他父亲打架的样子，到昨晚在电视里看见爱情场景时的感受。伴随这些个人和情感故事的，则是他对于公司、国家和政治的大幻想：广告公司里的一半男职员是同性恋、女职员的一半也是同性恋；以前整个潘尬尔特都是亚美尼亚人的财产，总有一天他们会通过美国来跟我们要回去；伊斯坦布尔市长，是新近从匈牙利进口的双节公交车（老百姓叫它们“毛毛虫”）公司的秘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