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 啊呀，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第2/3页）

苏莱曼：“校服左边口袋的内衬里有一个洞，但千万别把它缝上。”我对麦夫鲁特说，“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抄了答案的纸藏在里面。但这校服的优点，倒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我们晚上卖钵扎时才体现出来。半夜三更的，看见在寒冷的街上穿着校服叫卖的孩子，谁都会于心不忍。他们一边问‘孩子，你在上学吗？’一边往你的口袋里塞巧克力、毛袜子和钱。回家后你把校服翻转过来，拿出里面的东西。你千万不能说我弃学了，你要说将来我要当医生。”

“麦夫鲁特当然不会弃学！”他爸爸说，“麦夫鲁特将来真的要当医生，对吧？”

麦夫鲁特也知道他们的关爱里夹杂着同情，所以高兴不起来。他发现，伯父他们住的房子比他和爸爸住的一夜屋更加整洁亮堂。去年他们搬去的在杜特泰佩的房子，是在他爸爸的帮助下盖起来的。在村里坐在地桌上吃饭的伯父和伯母，现在用上了铺着印花尼龙桌布的餐桌；地面砌上了石块，不再是泥土；家里飘溢着古龙水的香味；熨烫过的窗帘一尘不染。这一切给了麦夫鲁特一种想要属于那里的愿望。伯父家现在就有三个房间，他们卖掉了村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牛、小院子和家，举家从农村迁徙过来。麦夫鲁特清楚地看到，阿克塔什一家人将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他父亲还没能成功做到这点，也没表现出这种意愿，麦夫鲁特由此感到气恼和羞愧。

穆斯塔法：我时常警告麦夫鲁特说，我知道你偷偷去你的伯父家，去他的杂货店里折纸袋，坐在他们的餐桌上吃饭，和苏莱曼一起玩耍。但不要忘记，他们亏欠了我们。儿子不和他爸爸，而和那些骗了他爸并想抢走他手里面包的骗子站在一边，这让人多痛心啊！你也别因为他们给了你那件校服而抬不起头，那是你应得的！你别忘记，他们明目张胆地从你爸爸的手里抢走了他们一起圈下的地皮，如果你还和这样的人这么亲热，他们就自然不会尊重你。麦夫鲁特，你明白吗？

六年前，也就是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后三年，麦夫鲁特还在村里上小学时，他的爸爸和哈桑伯父为了挣钱谋生去了伊斯坦布尔。一开始，他们在杜特泰佩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年，房租涨价后他们就从那里搬了出去，在对面的库尔泰佩，用他们自己的双手运来煤渣砖、水泥和白口铁，盖起了现在麦夫鲁特和他爸爸住的这个房子。兄弟俩刚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非常和睦，他们一起学会了叫卖酸奶的诀窍，一开始两个大男人—就像后来他们笑着讲述的那样—一起上街叫卖酸奶。后来，为了扩大销路，他俩分头去不同的街区，但是为了避免彼此间因挣钱的多少而产生嫉妒，他们就把每天的收入合在一起。这种天然的亲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兄弟俩在村里娶了一对亲姐妹。麦夫鲁特总是记得，妈妈和姨妈在村里拿到汇款单时开心的样子。那些年，他爸爸和哈桑伯父周日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园、海边、茶馆坐着打瞌睡消磨时光，每周两个早上用同一把剃须刀刮胡子，夏初他们回家时给老婆孩子带回同样的礼物。

兄弟俩1965年搬进了他们在库尔泰佩盖起的一夜屋。随后，哈桑伯父的大儿子考尔库特也去了伊斯坦布尔，他们三人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又各圈下了一块地皮。借助于1965年大选之前的宽容氛围和“大选后正义党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他们准备在杜特泰佩的那块地皮上再建一所房子。

那时，就像在库尔泰佩一样，在杜特泰佩也没人持有地契。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在家的四周种上几棵杨树和柳树，再在划分边界的院墙上放上几块石头，然后去区长那里给点钱，就可以拿回一张纸，纸上写着那块地皮上的房子是他们造的、树是他们种的。就像地契地籍局颁发的真地契那样，纸上还有区长用尺子亲手绘制的原始草图。区长还会在草图上用幼稚的笔迹做一些标注，诸如旁边是谁家的地皮，下面是谁家的房子、饮水池、院墙（很多时候院墙的地方只有一两块石头）、杨树。如果你再给他多塞一点钱，那么区长还会加上一些夸大地皮虚幻边界的词语，然后在纸的下角盖上他的图章。

然而，地皮是属于国库或者森林管理局的，因此从区长那里拿来的那张纸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可以随时拆除没有地契的房子。一些住在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里的人，头几夜常常会做房子被拆的噩梦。但是区长给的那张纸会在每十年的某一天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每十年的大选期间，国家是依照区长写的那张纸给一夜屋颁发地契的。另外，从区长那里拿到纸的人还可以出卖那块地皮。在大量无业又无家的人纷纷从安纳托利亚涌向城市的时期，区长写的那些纸的身价陡涨，越来越贵的地皮被快速分割后细分。伴随着移民潮，区长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