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6/13页）

博物馆中没有别的作品能像伦勃朗的作品那样，让她流连忘返。

鲁本斯——“伟大、快乐、灵魂高尚、充满力量的鲁本斯！”——也是她的最爱。她觉得鲁本斯就像是莎士比亚。不过，鲁本斯也让她感到不安，他那“充满豪情的丰富生活既喜人又让人接受不了，他让我笑，让我生气，让我不能不喜欢他”。

像莎士比亚一样，他迫使你接受并原谅他的放肆，把自己的错误当作了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符的使用，只是为了增加和谐的完美。即使是缺陷也当然有其用处，没有缺陷的完美会让人倦怠。缺陷引起人激动，让人追求并欣赏优秀的东西。

在大画廊中来回走动，停下来从远处欣赏画作，然后仔细赏析，她发现没有多少作品“魅力巨大能够让她全神灌注地欣赏”。她觉得太多的画家的画作“没有激情”，“他们只想着色彩和艺术技巧，没有想到主人公、信念、爱和永恒”。

对于雅克·路易·大卫和其他法国画家的作品一起挂在方厅中的大型画作，她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大卫的问题在于没有灵魂和思想，他的画仅仅是对经典作品“干巴巴的临摹”。

她把法国绘画看成是“有巨大困难和危机”的法国生活的总代表。

对于外在的和看得见的东西充满激情，这使得他们的教育、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都不断地孕育和发展。这样他们在我可以称为小的艺术中，也就是能把生活装饰得更加美丽的艺术方面，在世界领先。这样，法国就有了世界上最精致最招人喜爱的绘画和印刷品，但很难产生最为深刻、称得起是巅峰的艺术。

不过，她很快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有一幅作品例外，那就是泰奥多尔·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这幅巨型（16英尺乘23.5英尺）的深色画作表现了1816年“美杜莎号”船在塞内加尔海岸发生的悲剧。在热里柯那狂野、黑暗、无情的大海上，没有英雄，前景中至少有两个人已经死亡，那些活着的人互相抱在一起；在画的右上角形成了人的身体堆成的一个金字塔，活人中最壮的一个人是个黑人，在挥着衬衫或者是一片破布，朝着象征着希望的、遥远的地平线上一条船的轮廓挥舞着。

她写道，如果说全卢浮宫的伟大作品中能有什么全身心地吸引她，那么就是这幅画。她在这幅画前站了整整一个小时。

凝望着它，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我独自在辽阔的大西洋上。那些透明的碧浪不再是虚幻的，它们疯狂地跳跃着，饥饿地扑向猎物。那面鼓满风的大帆让人害怕，死人的脚悬在沸腾的海水中，让人看到了凄凉的现实。那个老人的眼神是那么的绝望，没有生气！一群绝望至极的人围在脆弱的桅杆周围，一个充满渴望的人在向远不可及的船只挥动着信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也没有如此骇人如此真实地反映了这样的主题……没有什么声音可以呼唤到远处那飘扬的风帆！

这幅作品的作者“绝不是一个只看到人生苦痛的外表的人，他从灵魂深处感觉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蕴含的神秘激情和苦痛的颤动”。她相信这是最有力量的作品，好像这一幅作品就完全让她不虚此行。

不到三周的时间，她和随行人员就去往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德国，后不久又回到巴黎长时间地逗留。

她一直在思考人类对美的需求，想着小时候她是如何为了理想忍饥挨饿的，她觉得自己被无情残忍地欺骗了：“有着新英格兰人所有的认真和实干，而灵魂中最具精神价值的那部分，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被粉碎了，这是可怕的。”

儿童与生俱来有一种对美的感受，但受到被压抑的欲望和无休止的饥饿的折磨而慢慢消失了。我知道，是因为我有过这种感受。

这是对她自己受到的教育的控诉，也是对美国生活的批评。直到来到巴黎，让她有了如此强烈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巴黎的美不仅仅在于其增加了这个城市本身的魅力，而是在于其拥有的魔力，能唤醒人们思想中对美的感觉。“人的美感被长期压抑着，来到巴黎后，这种感觉在他的心中被唤醒了，好像灵魂要展开翅膀，大声疾呼一样。”她觉得，美国人不应当笑话法国人的爱美和愉悦，而是应当认识到要向他们学习。

那些出色的新英格兰人中，著名的文人很多都曾在19世纪50年代到巴黎朝圣——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亨利·朗费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现在是哈莉特·比彻·斯托。1858年，又一个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来了。1849年，赫尔曼·麦尔维尔曾路经巴黎，不过他来去匆匆，巴黎之行似乎对他的影响不大。新英格兰唯一一位没有来过巴黎的“不朽”的人物就是亨利·梭罗，不过他什么地方都没怎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