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第3/3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审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于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的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六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过。

巴别尔狱中绝笔

一九一六年，我写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给高尔基看……然后我参加了内战。一九二一年我继续写作。近来我一直忙于到一九三八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写作。我完全无罪，我从未做过间谍，我也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审问时，我的证词是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