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个儿的世界 ◎李庆西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显然，早年的生活环境给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敖德萨是著名港口城市，地处黑海西北岸，今属乌克兰，旧时是沙俄帝国的南方重镇。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界，混居着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排犹事件，上千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未满十岁的巴别尔亲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终身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他十八岁写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索，讲述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

巴别尔天分甚高，自幼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在家庭逼迫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典籍。像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其求学经历显见是在为日后经商做准备，中学读的是商业学校，大学则进入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可是，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巴别尔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度热情，中学的一位法国教师引导他走入缪斯的世界。他喜欢兰波的诗歌，熟读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还尝试用法语写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尔的《自传》里说是一九一五年），年轻的巴别尔冒险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来，列宁还宅于苏黎世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去投奔文学，寻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别尔的文学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样，几乎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沙皇政府严禁犹太人和“叛逆者”、“心怀不满者”进入首都，他用伪造的护照假冒立陶宛人骗过了沿途关卡。多年后，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险境的真实经历写进了小说《道路》和《开端》里边。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开文学的大门，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门外，那些文学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商铺做伙计。直到找到了高尔基，其文学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可是，这也让他惹上了麻烦，他的小说《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报刊检察官指控为“淫秽之作”，这使他面临一场可怕的刑事诉讼。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动乱的局势使他躲过了一劫。

高尔基十分欣赏巴别尔的写作才华，但建议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到人间去”深入生活。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里他离开了文学圈子，沉潜于生活的风浪之中。十月革命前他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之后在肃反委员会（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做过短期翻译工作，旋即又去武装征粮队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军队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战争的升级（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对波兰军队反击）是巴别尔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后他根据当时的随军日记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红色骑兵军》。

由于巴别尔罹难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壮岁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两部小说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个短篇小说，还有就是《晚霞》和《玛丽雅》两部剧本。其实，仅以《红色骑兵军》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尔的大师地位。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刚刚出版，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曾向许多外国作家征询对苏联文学的意见，大多数来信都将巴别尔列为苏联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岁月·生活》第三部），而这种评价也主要源自对《红色骑兵军》的激赏。

读《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