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第2/3页）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了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卢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便同她恢复联系，经常到被人称为“虎穴”的叶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认识了叶若夫。叶若夫对巴别尔并无好感，但碍于妻子情面两次救了他。斯大林为转移人民因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把叶若夫当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叶若夫。巴别尔受叶若夫牵连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一九三三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情报。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互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的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的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烧毁。卢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