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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是何时有了回家的念头的。头几个星期或者说头一个月，医院对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到二月中旬，我就越来越频繁地思念查尔斯顿和我的家。入院第三周，哈特曼医生将我转移到七楼一个更大的私人病房里。在大多数医护人员的印象中，我都是一个配得上特殊照顾的有钱老太太。这倒不假。

可是，医院的一位主管——马卡姆医生——却不停地问我的情况。他每天都会来七楼，像一条闻到猎物气息的猎犬一样。我让哈特曼先生打消他的疑虑。我让欧德史密斯护士长给他解释。最后我甚至进入那个家伙的思想，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他放心。但他铁了心要同我过不去。四天之后，他又回来了，问护士我接受了哪些特别护理，并要求知道是谁在为我的药品、检查、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和专家会诊付钱。马卡姆指出，办公室没有我的入院记录，没有病历，没有电脑打印出的费用清单，也没有费用如何支付的确切说法。欧德史密斯护士和哈特曼医生答应出席明天上午的会议，讨论我的问题。参会的除了马卡姆，还有医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三名高管。

那天晚上，马卡姆回家的时候，我进入了他的意识。斯古吉尔河高速公路非常拥堵，让我想起了圣诞前夜的纽约。就在我们即将达到与罗斯福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时，我让我们的这位朋友把车开上了狭窄的路肩，打开闪烁的应急灯，站在这辆奔驰车前。我帮他在那儿站了一分多钟，挠着光头，不知道他的车出了什么毛病。他很快就会明白我的目的——五条车道都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其中内侧车道上是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高管朋友三个箭步冲出去，跳到车前。我听到气喇叭发出的咆哮，看到快速逼近的卡车司机脸上的惊恐表情，感受到马卡姆转瞬即逝的困惑与惊惧。沉重的撞击将我送回到别的视角。我找到了休厄尔护士，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换班，等待着那个年轻医生的到来。

住院期间，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我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进退裕如，就像我能轻而易举地在不同的视角间转换一样。我尤其喜欢重温我和尼娜，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威廉在欧洲度过的那些夏日。

我记得，在凉爽的夏日夜晚，我们三人会沿着维也纳有名的戒指路散步。维也纳的名人全都身穿华美制服在这条路上行走过。威利喜欢去诺斯多弗街的斗兽场电影院，但那里放的全是沉闷的德国宣传片，我和尼娜经常骗我们的年轻导游去克鲁格-基诺电影院，那里经常播放美国黑帮电影。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配音的有声电影，在听到吉米·卡格尼【47】在屏幕上说蹩脚的奥地利德语时，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们常常在离卡特纳大道不远的莱斯酒吧喝饮料，同其他年轻的狂欢者互致问候，在高雅舒适的真皮座椅里放松，看着红木椅、酒杯、镀铬托盘、镀金大理石桌反射的流光。有时候，一些穿着时髦的妓女会从旁边的克鲁格街带着她们的客人过来，让整个夜晚带上狂野放纵的色彩。

我们每晚在城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维也纳最好的音乐餐厅“傻大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经营那个店的是两个犹太人——卡尔·弗拉卡斯和弗里茨·格伦鲍姆。即便后来，纳粹党员和冲锋队员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道上大肆破坏时，这两个喜剧演员也会逗得老顾客哄堂大笑。他们会夸张地模仿纳粹的行为，粗暴地闯入聚会，争论法西斯教条的细节，同时对狗、猫和行人都会行纳粹见面礼。我记得威利捧腹大笑，最后连眼泪都顺着红色脸颊流下来了。有一次，他甚至都笑得喘不上气，尼娜和我只好猛拍他的后背，还给他喝了我们的香槟酒。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威利漫不经心地提到，在他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之前，弗拉卡斯或格伦鲍姆——我记不起来到底是谁了——死在威利管理的一个集中营里。

尼娜当年非常漂亮。她的金发烫剪成当时最时髦的样式，而且她继承了一大笔钱，可以穿巴黎最好的丝绸裙子。我尤其记得她的一条绿色礼服，前胸领口开得非常低，柔软的织物紧贴着她的小乳房。绿色凸显出她精致的粉红色肌肤，也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蓝了。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是谁正式提出玩那个游戏的，但我记得操控傀儡追逐时的兴奋和激动。我们轮流操控不同的傀儡——我们的熟人、朋友——但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再犯。第二年夏天，我们玩得更认真了。我们在约瑟夫施塔特街上的旅馆房间里坐在一起，操控着同一个傀儡——一个头脑迟钝、脖子粗大的农民。他从未被捉住，但威利后来抛弃了他。我们三人处在同一个意识当中，分享着同样鲜明感受——不知怎的，这种感觉甚至比我们三人上床更亲密、更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