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德国城

1980年12月29日，星期一

他们星期一下午为索尔·拉斯基做了手术。他昏迷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眩晕了一个小时。当他恢复神智以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个小囚室里。自从星期天上午开始，他就一直被关在这里。他揭开伤口上的纱布，观察切口。

他们切开了他左下臂中肉较多的部分，大概在集中营囚犯编号文身上的三英寸处。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切口被谨慎地缝合起来。尽管术后的疼痛和肿胀是正常的，但索尔还是看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包块。他们在他前臂的大块肌肉之下嵌入了一个厚硬币大小的东西。索尔把纱布盖回去，躺在床上思索起来。

他有大把时间来思考。他们没有释放他，也没有在星期天上午利用他，这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知道，他们把他带到费城来肯定是有理由的。

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大机场的偏远地带，索尔被蒙上眼睛，转移到一辆豪华轿车里。车走走停停，窗外隐隐传来街市的喧闹，他判断他们是在经过城市商业区。有一次，他听见了车胎从金属桥面碾过时发出的嘎吱声音。

车摇摇晃晃地驶过一个路面坑洼的区域，然后停了下来。如果没有偶尔听到的城市里独特的声响——遥远的警笛、人群的呼喊、加速的短途区间列车——索尔会以为他们来到了偏僻的乡村。看来，这里应该是城中一块破败的区域。空地？工地？公园？他被领着走上三级台阶，穿过一扇门，向右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再次右转。他有两次撞上了墙，墙的质感和撞击在小屋中的回声让他相信，他来到了拖车式活动房屋中。

这里的囚室比华盛顿的那个更坚固，更有特点。里面有一张简易床，一个化学剂马桶，一扇通风窗——窗户中不时传出低语和笑声。索尔渴望能读到一本书。他的身体几乎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他一天不看书就会很难受。他记得在罗兹的隔离区里，他的父亲主动收集图书，建立了一个可以外借图书的图书馆。有时候，被赶往集中营的人也把书带走了，索尔的父亲就叹息着将书目上的相应书名划掉。但通常情况下，疲惫的男人和眼神悲伤的女人会虔诚地将书还回来，有时候还夹着书签。“你们回来之后可以接着再看。”索尔的父亲会说，对方则会点点头。

科尔本进来了两三次，三心二意地审讯了一番，但索尔觉得那人对自己并无兴趣。同索尔一样，科尔本在等待着什么。所有活动房屋中的人都在等待。索尔感觉得到。但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索尔用这段时间思考。他想到了上校、梅勒妮·福勒、科尔本、巴伦特，还有不知道姓名的其他人。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却犯了一个根本的致命错误。他认为，如果他能明白这些恶魔的心理，就能将他们治愈。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上校，并非仅仅是为了抹平自己的心理创伤，还带有强烈的科学探索性质，就像疾病控制中心的免疫学家锲而不舍地提取新的致命病毒一样。从寻找到明白再到治疗，这一过程充满乐趣，能激发智力上的愉悦感。

然而，恶魔身上的病毒却没有抗生素可以治愈。

很多年前，索尔就熟悉劳伦斯·柯尔伯格【27】的研究和理论。科尔伯格毕生致力研究伦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于一个专攻战后心理治疗理论的精神病医生来说，科尔伯格的思想看似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躺在囚室中静听换气机嗡鸣时，索尔意识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恰好可以用来解释索尔目前面临的处境。

柯尔伯格发现，道德发展分为七个阶段——不同的文明、时间和空间都适用。第一阶段是婴儿——没有善恶观念，所有行为都出自需求和欲望，只受负面刺激的约束。伦理判断基于趋利避害的先天本能。第二阶段，人会通过接受权威来对“对与错”做出反应。“大人物”的观点左右了道德选择。到第三阶段，人会受规则的约束。“我按规矩办事。”第四阶段，伦理由大多数人支配。第五阶段，为了确立和捍卫维护大众利益的法律，或者捍卫异见者的合法权利，人会甘愿牺牲生命。第五阶段的人将会是出色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律师。索尔在纽约就扮演了第五阶段的角色。第六阶段的人则可以超越第五阶段对法律的尊重，着眼于公共利益和更高的伦理实体，不受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约束。第七阶段的人则只遵守宇宙法则，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凤毛麟角，代表是耶稣、甘地和佛陀。

柯尔伯格是一位理论家——索尔同他本人见过几次，十分欣赏他孩子似的幽默感——他甚至乐于道破自身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科尔伯格曾说，美国是一个第五阶段国家，其创立者是一群世所罕见的第六阶段者，但其国民则主要处在第四阶段和第三阶段。柯尔伯格强调，我们在日常抉择中一般会低于我们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而我们从不会超越我们的道德发展阶段。柯尔伯格哀伤地指出，所有第七阶段者的教诲最终都会土崩瓦解。基督将衣钵传给了第三阶段的保罗，而佛陀的继任者们从未超过甚至极少达到第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