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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里，捧上一本书阅读。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