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3/19页）

那个官方民族主义派系的文学专栏作家写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对于这个评论家来说，他这点虚伪的谦虚真够奇怪的，他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在被我称为“杀手队”的队伍形成之前）的很多文章中曾提到我的名字，并把我列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虽然那时我只出版了两本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在那场造谣中伤运动的早期，官方诗人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利用我写的“一个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新的亚历山德鲁·托马”大泄私愤，他写道：“一直到目前为止，诺曼·马内阿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作品也一样。”多年之后，一个和布加勒斯特文学圈关系密切的作家告诉我，那个“宫廷诗人”至少对我的一部小说非常熟悉，他在里面对号入座地认出了一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小角色，和他确实非常相像。

那场运动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抨击：“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他们匆匆捏造出这些自相矛盾的罪名，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抗议这个国家的第一机构支持和资助这些残暴的笔伐。

我和国家安全局那位官员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如果您还在生气，这说明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这场猫鼠之战中，我年轻的对手一直穷追不舍，已经从扣子插曲进入了热烈的尾声。

“‘他们’是谁？”我问他。

“那些攻击你的人。”他非常符合逻辑地回答我。

我非常幼稚地又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我不是生他们的气。攻击我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工作。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回应。我写信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他们从来不理会我，而法律要求他们应该在六天内回复人民的来信。”

那个聪明的官员笑了，“那种打印信件？你会满足于一封打印信件？”显然他很了解国家安全局那一套。其实他也承认，即使是收到一封千篇一律的打印信件，人民也应该感到心满意足。

“我没有那么傻，我根本没有指望收到别的东西。我要的是公正，或者说是在等待他们的道歉。天知道，是的，我等的就是打印信件！‘你的编号为××的挂号信已于某月某日收悉，我们将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就这些，就这些！”我站起来，情绪很激动。我的客人再一次笑了。打印信件根本没有意义，一封具体有针对性的回复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封回复在哪里？被激怒的受害者咆哮着，然后崩溃在野兽的面前。可是，我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的反应也都是情之所至。

悬念让房间的空气战栗起来，在长时间的紧张等待之后，那个官员重新戴上面具，非常庄严地说：“您得到了这个国家最高统帅的回复。我们的总统、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在最近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强烈地谴责了民族主义。”

哦，是的，当然，最高统帅！

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猫和老鼠都不敢笑也不敢开玩笑，我们都静默着、思索着，仿佛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过了一会儿，老鼠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如果最高统帅……如果伟大的……那，为什么……为什么？

“那，为什么那些民族主义的、反知识分子的、反犹太和反西方的文章还在印行？”我问道，没有一丝笑容。

汤姆猫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一个退休的警察。他仍然沉默着，等待着，等着小丑被压迫者的仁慈感动，感动的泪水冲坏他脸上的妆容。

那位官员来自少数民族部。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本是一种侮辱，但是想到上次文学部那个更加阴险狡诈的官员，我就不这样想了，上次那个人冷漠奸猾的样子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显然，在我那次让国家安全局惊恐万分的访谈里，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我提到的独裁政党的沙文主义，那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地抗议《理想》，一篇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新法西斯社论。

迈出那一步实在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整个民族都陷于贫困、道德沦丧和恐怖之中，单单把民族主义作为批评的靶子似乎“欠妥”。最后，我决定不再沉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做法证明灾难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我本希望有别人能对那篇文章进行反击，而不是我这样一个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

那位官员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回忆。我很容易地回想起了《理想》里那些语气强硬无耻的句子：“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把“大多数”和“自由”、“主人”这样的字眼放在一起显然是无意识的。）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这里得到了赤裸裸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