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2/19页）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裤子上的一个扣子掉了。”他把扣子给我看，又指了指扣眼，那里确实少了一粒扣子。是不是他为了能一个人在客厅里待一会儿故意把扣子扯下来的？他怎么知道客厅里没有针线，需要离开客厅去拿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在客厅里安放一个窃听器来代替我那个已经离岗的朋友吗？我已经掉进了他们喜欢的那个陷阱——妄想症。如果他们真的想安装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做。我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把闹剧演下去？翻筋斗或走钢丝？我用父亲般慈爱的笑容来回应他孩子气的微笑。我们都很有教养地笑着，两个人都表现出虚伪的热情。

我在卧室里慢慢地找着针线盒，最后，像剧本所写的那样，我把针线盒递给他，让他挑选毒针和魔线。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小心翼翼地缝扣子，而我，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这出小戏在我们的合作下慢慢地展开了。

“您还生气吗？”他温和地问道。

这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回答，等着他缝好扣子，看看他能不能问得具体些。

“几年前的那次访谈，那次给您带来麻烦的访谈。您还生气吗？”

不，我得承认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我前一个晚上想象的剧情里不包括这一幕。我本应该慎重地想一想怎么回答，但是我脱口而出：“是的，非常生气。”

我并没有准备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在他提到的那次访谈里，我说过，我们不应该严肃地对待官僚，那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但是，我忍不住地想做出反击，我没有忘记那件事，那些监视我、在舞台侧面导演这出戏的人显然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1981年的夏天，就在最后一届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不久，我接受了一个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采访。在那次会议上，作家们对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其他一切官方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那些发言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为了防止留下任何“证据”，代表们不能带录音机进入会议厅。整整三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陈设精美的大厅里，我们被允许畅所欲言，监察组记下那些最大胆者的名字，为国家安全局记录下所有一切：幼稚的口号、笑声和口哨声、激动、鲁莽还有我们孩子般的相聚带来的难忘快乐时光。

显然齐奥塞斯库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扩音器，能够听到会议厅传来的发言。这是党的总书记第一次没有出席这样的会议。那天早晨，少先队员们站在大厅门口，准备为他欢呼并献上鲜花，结果仪式突然被取消了。

总统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作家会议的举措是明智的（很明显，国家安全局已经向他通报了与会代表的情绪）。在代读总统的长篇讲话时，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惊恐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作家们纷纷离开大厅到走廊上抽烟或是到餐台上拿东西吃，那上面摆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美味。“真的热狗！”我的一个朋友高兴地惊呼着。“真的热狗！它们吃上去就像真的热狗，一点都不像商店里买的那些假热狗那么难吃。热狗，热狗，难以想象，真是太棒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贪婪的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想到很快他不仅被剥夺了享用热狗的快乐，而且也将被剥夺自己的生命，他那曾经快乐或不快乐的生命。

作家们的愤怒情绪已经酝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这只是造成那种会议气氛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期东欧最激烈的反共示威），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会代表的构成。这一次的代表是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结果那些民族主义派系的官方作家，那些受到当权者青睐的作家都未能出席。权威部门对此深感不满，紧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报复手段：他们加强了审查制度，削减了资金，减少了刊物的发行量，使作家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禁止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加紧了对“不听话”作家的迫害。

我的那次与文学评论家的谈话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进行的，但谈话内容直到六个月后才刊登出来。（本文后面附有那次谈话的文字稿。）刊登那次谈话的是《家庭》，一本在远离首都的奥雷迪亚限量发行的优秀文学刊物。在地方上发表一篇相对正常的文章似乎要容易些，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与之相邻的匈牙利拥有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那里的审查制度。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者的名字立刻引起了当权者的勃然大怒，他们发动了一场造谣中伤的运动，表面上是针对访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要攻击访谈者。这种避开令人不快的观点把矛头对准表达观点的人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万无一失的辩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