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村子里的家

劳拉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早晨诞生，那会儿雪深深地堆积在田野上，封锁了道路。她母亲的卧室里没有壁炉，而且炉中烤热再裹上法兰绒的热砖，在楼上也失去了它们的温度。“噢，我们实在是太冷了，太冷了。”她的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这么说。劳拉喜欢她口中的“我们”，这表明即便是一个刚出生不久还未离开过那个房间的小婴儿，已经被看做一个人。

和大多数邻居相比，劳拉父母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艰苦，因为父亲是一个石匠，比一般农场工人都挣得多，尽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像他一样熟练的工匠，从数目上看工资比将现在的失业津贴多不了多少。

父亲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几年前由一些参与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带来这里。据说他会复制一些破碎的雕刻的细节，然后把它嵌入到原来的地方，使最初的雕工都无法看出细微的差别。他在家也做雕刻，在他们屋子旁边新建的小车间里。他的一些试验品被放置在房间里作为装饰：一头狮子，以树干为底部的山谷百合，还有一个婴儿的头，也许是埃德蒙的，或者劳拉的。这些到底做得好不好劳拉从来也不知道，因为在她长大到足够辨别之前，他们已经变得肮脏，被扔到垃圾堆里了。但她很高兴地知道了至少爸爸有创造冲动和执行技巧，无论多么不完美。

在修复工作完成之前，爸爸就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尽管他从来不在乎也从不希望融入村子这个小社会——就像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样，但他在工友们离开之后仍然留了下来，定居在这里，成为一个普通的石匠。

村子里还有很多石头房子需要修建。一个房子被烧毁了，不得不重建；另一个要新加一个侧翼，然后，他要造一个墓碑，建一个房子或墙，设置一个格栅，或者按照需要垒几块砖。人们期待工人们用双手在他们行业范围之内做任何事，而显然能做大多数事的他被认为是更好的工人。专业分工那是将来的事。每个工人都要遵守他的行业规矩，劳拉记得有一次，当结霜的天气阻碍了父亲工作时，父亲对劳拉的母亲说木匠仍然有很多活，当劳拉的母亲，知道劳拉父亲已经去了所有的店询问工作后——就像建造商的儿子们在那时做的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能去找一些木工的工作，他笑着说：“木匠会有话要说呢！他们会说我是越矩，并告诉我去忠于自己的行业。”

三十五年来他都受雇于集镇上的一家建筑商，起初每天早晚都要步行三英里，后来改为骑车了。他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为了准时开始工作，在大多数时间他都要在天亮前离开家。

劳拉对爸爸最初的印象是一个身材消瘦挺直得快接近三十的年轻人，有着黑色的炽烈的眼睛和乌黑的头发，白皙透亮的肤色。由于常年布满灰尘的工作环境，他通常穿一些耐穿的浅灰色精纺材料的衣服。在他死后很多年，她仍然记得那个画面，一个白围裙围在他的腰间，肩膀上挂着一篮子工具，头上斜戴着顶小礼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大摇大摆地走在路拱上看着周围，就像村里人说的一样，“看他的样子就好像他已经买了路边一侧的土地，正在考虑购买另外一边的。”

即便是在黑暗中，他的脚步也很容易被分辨出，因为他比别的男人更轻更快。他脑子的速度也更快，舌头也更加机敏，因为他属于另一个类型，在另一个环境里长大。

一些邻居认为他很骄傲，“世界里只有自己”，但他因为他妻子的缘故还是可以容忍的，他和邻居们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友好的——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当他爬上用两个啤酒桶支撑的厚木板阐释格兰斯顿理念的时候，劳拉的视线一直保持和他那双最好的系扣靴子的水平线上，内心唯恐他被嘲笑。

他的听众里有二十多个确实笑了很多次，是与他一起笑，而不是嘲笑他，因为他是一个有趣的演讲者。他们中没人知道，可能他本人也没有开始怀疑，他们其实在聆听一个迷失的人，一个误入了他不属于的一种生活的人，一个自己的弱点使他余生都留在了那里的人。

他回家的时间已经开始不规律了。劳拉的母亲，在讲睡前故事时，会瞥一眼时钟，然后说，“爸爸去哪儿了？”在后来的晚上，更严重的，“你爸爸又晚回来了。”当他出现的时候满脸通红，而且比平常健谈。但这只是他的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但在那之后仍然还是不错，至少在之后的几年内。

他们的房子属于贺玲太太。在劳拉父母租下来之前她和她的丈夫在那儿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贺玲先生是一个有养老金的前马夫，她很自豪于她的优越性，虽然他们在村里从没有受欢迎过。她的优越感可能被确认，或者被迎合，反正是“顺水推舟”，就如一些邻居所说，但是同时还伴随着不能忍受的行为方式。她不仅喜欢夸耀自己，也吝啬于自己的财产，直到煮沸后刮下来最后一点猪油和她花园里的最后一个卷心菜茎也不愿放弃。她留下的美名是“她不会丢掉只能够做一双云雀的绑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