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卖玫瑰花的人（第4/8页）

“你必须得睁开眼看看了。”

他接过报纸，在心里唤着妻子的名字：“安娜，原谅我。”他几乎没读那篇报道。他不需要。他在心里经历了那一切。那场不折不扣的血腥内战。没有军队调遣转移；只有突袭者跨越边界烧杀、恐吓，然后撤返。报上有一张照片，一幢幢白色混凝土建筑，屋顶已被焚毁，烟熏的痕迹勾勒出空空的窗洞：那些住在庄园里的外来者的简单的非洲世界已化为一片瓦砾。他回想起那些熟悉的道路、蓝色的锥形巨岩、海边的小镇。他们欺骗自己说天下已然太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战争正在迫近，有一天那些道路将会消失。

叛乱刚起时，某一个星期天，他们边吃午饭边做这个游戏。他们说，假设我们与世隔绝，想象一下没有外界的介入，这儿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首先，当然是汽车没有了。接下来，医药没有了。然后，布没有了。电没有了。就这样，他们一边吃午饭——身穿制服的男孩子们就在旁边，四轮车就停在院子里的沙地上——一边玩这个游戏，想象着如何变得一无所有。然后，一切就都发生了。

现在，威利身在柏林，对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他想：“我不能再躲下去了。萨洛姬妮说得没错。”

然而，他并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她——他的老习惯。

一天下午，他们在某条繁华的商业街的行道树下散步。威利在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前停下脚步，观赏橱窗里的阿玛尼男装。二十年前，他对服装一窍不通，也不懂欣赏面料和裁剪；如今大不相同了。

萨洛姬妮说：“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威利说：“阿玛尼就很伟大，不过我猜这不是你要的答案。你是要我说其他人物？”

“说说看。”

“罗纳德·里根。”

“我就知道你会说他。”

威利说：“我说他就是为了逗你。”

“不，不。我知道你真的这么想。但我不是问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是问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坎达帕里·西塔拉米阿怎么样？”

“他是最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人不一定很有权势。列宁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我所理解的重要的人，就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百年之后，当二十世纪革命史可以盖棺定论，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消失殆尽的时候，坎达帕里将会同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我知道。”

“他参加了泰米尔运动？”

“他不是泰米尔人。但是坎达帕里和泰米尔运动同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生进程。如果我能说服你相信这个进程，那你就脱胎换骨了。”

威利说：“我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冲击巴士底狱。但我还知道点儿拿破仑的事。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相信我一定能理解坎达帕里。”

“我怀疑。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

威利说：“你跳得太快了，我没听明白。”

“你是故意这么说。你在掩饰。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给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闹剧。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成群结队跑到街上，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扫荡干净了。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总是低估警察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非洲，目睹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后来，这里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革命者，那么年轻，那么优秀，无人可以取代。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难过了好几个月。印度的知识阶层进步缓慢。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迁往城镇，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小职员。小职员的儿子也许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他的儿子成了医生或者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悲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一批革命人才，而警察却在顷刻间摧毁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奋斗才积聚起来的才智结晶。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暴风雨会将一些优美的老树连根拔起。你不知该怎么办。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想找到那个敌人。然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虽然愤怒是一种宣泄，却无济于事，而且你的愤怒根本找不到对象。你必须另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就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空虚、抑郁的情绪中时，我听说了坎达帕里。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宣告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他说，所谓‘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革命者’不过是矫情的无稽之谈。他们并非特别优秀，或者饱读诗书，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为了愚蠢的林彪路线送了性命。坎达帕里说，不对，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真是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