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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到欧洲的纷扰，犹如一场遥远的噩梦。1936年七月，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政府而叛乱，希特勒又煽风点火把这场叛乱引向一场大战时，斯通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这种噩梦般的景象感到恶心，从梦中逃进这个世界。那年秋季学期开始时，那些年轻些的助教已经不怎么谈别的事儿了，有些人高调宣示了想参加志愿军的意愿，要为保皇派而战斗，或者去驾驶救护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们中有几个人其实已经采取行动，提交了草率的辞职报告。斯通纳想起了戴夫·马斯特思，昔日的失落焕发出新的烈度再次袭来。他又想起阿切尔·斯隆，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那种渐渐强大到盖过那张喜欢冷嘲热讽的脸的慢性痛苦，以及驱散了那种严峻本身的慢慢腐蚀的绝望——他想，他现在明白了，说来微不足道，斯隆忧虑的某种徒劳感。他已经预见到向前延伸的好多年，知道最坏的东西就要来了。

正如阿切尔·斯隆曾经做的那样，他意识到了把一个人的自我完全托付给这些毫无理性和黑暗的力量纯属徒劳和浪费，这些力量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不知的终点。同样，像阿切尔·斯隆不曾做过的那样，斯通纳缩回一点小小的距离来怜悯，来爱，所以，他没有被自己所观察到的那股洪流击着。像在其他危机和绝望时刻一样，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深植在大学这个机构里的审慎的信仰。他心想那虽然没有多少，但知道这是自己拥有的全部了。

1937年夏，他感觉研究和做学问的古老激情再度焕发出来，怀着学者好奇和解脱的充沛精力，这是一种既非青年也不是老衰的状态，他又重返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的那个唯一的生活。他发现，即使在绝望中，自己都没有太远离那种生活。

那年秋季，他的课程安排尤其糟糕。大一作文四堂课分布在一周的六天里，间隔宽到有好几个小时。在劳曼克思当系主任的那些年，他给斯通纳安排的课表，连刚刚进来的助教接受起来都会很勉强。

在那一学年上第一堂课的那天，斯通纳大清早就坐在办公室，又看着打印得干干净净的课表。昨晚他深夜都还没睡在读关于中世纪传统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研究文章。那种兴奋感一直持续到早晨。他看着课表，一股莫名的暗火从心里升起。他凝视了会儿前面的墙壁，又瞥了眼课表，独自点了点头。他扔下课表，把大纲扔进废纸篓里，走到房间角落的文件柜前，拉出最上面的抽屉，随便看了眼里面的牛皮纸袋，然后抽出一个。他迅速浏览了一遍纸袋里的稿纸，这样翻的时候还悄悄吹着口哨。接着，他合上抽屉，把纸袋夹在胳臂底下，走出办公室，穿过校园去上他的第一堂课。

那是幢旧楼，木质地板，只在应急时才当教室用。分配给他的这间教室太小了，无法容纳全部的学生，所以有些男孩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站着。斯通纳进去时，学生们带着闹不清的别扭感看着他，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仇家，学生们不知道哪种更糟。

他向学生们道歉说教室太小，还拿注册主任开了个玩笑，并向还站着的学生保证，明天就会有椅子。接着他把文件袋放在破烂不堪的讲稿架上，稿架不规则地摆在讲桌上，然后扫视了一遍眼前的面孔。

他犹豫了片刻，接着说：“买了这门课的教材的同学们，可以把它们还回书店，拿一笔退还赔偿金。我们不会使用大纲里描述的教材——这份大纲，我拿了，你们报名上这门课时都收到了。这门课，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讲，这种方法需要你们买两种新教材。”

他转身背对学生，从磨损得很严重的黑板下面的槽里取出一支粉笔，镇定地捏住粉笔停了片刻，听着学生落座时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和搅动声，忍受着他们忽然觉得很熟悉的老一套。

斯通纳说：“我们的教材将用——”他把那几个字写出来，尽可能缓慢地读出音——“《中世纪英语诗歌与散文》，卢米斯和威拉德编；还有《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J.W.H.阿特金斯著。”他转过来面向全班同学。“你们会发现书店还没有进到这些书——也许要长达两星期后才会有货。在此期间，我先给你们讲些这门课的内容、目标等背景知识，我也会留些阅读书目，让你们有事可做。”

他停顿了下。许多学生低头对着书桌，辛勤地记着他说的话。还有小部分学生牢牢盯着他看，面带微笑，想显得聪明和心领神会的那种微笑。还有几个毫不掩饰惊讶地看着他。

“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斯通纳说，“在卢米斯和威拉德的选本中都会找到，我们将研究中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的典范，目的有三个——首先，作为文学作品，它们自身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作为英语传统中文学风格和方法初始阶段的展示；第三，作为对语篇问题修辞和语法解决方式，而这个即使现在都有某种实用价值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