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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斯通纳没有再上课，平生第一次得了场病。是严重而且来历不明的高烧，只持续了一星期。但这场病把他的气力淘空了。他变得异常憔悴，痛苦的是还患上了由此导致的部分听力丧失。整个夏天，他都非常虚弱和无精打采，走几步就好像把精力全部耗光了。他差不多整天都在家里屋子后面那个封闭的小走廊里度过，躺在白天用的那张床上，或者坐在从地下室取上来的那把摇椅里。他盯着窗外或者用木条做的天花板，不时让自己振作起来去厨房吃口东西。

他几乎没有精力跟伊迪丝甚至格蕾斯说话——虽然伊迪丝偶尔走进后屋，心烦意乱地跟他说上几句话，然后又跟他撞进来时一样骤然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

仲夏的某一天，她有一回说起凯瑟琳。

“我一两天前才听到，”她说，“这么说你的小搭档走了，是吗？”

他使了一把劲儿，把注意力从窗户那儿引开，转过来看着伊迪丝。“是的。”他淡淡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伊迪丝问。“我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凯瑟琳，”他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

“噢，是叫这名儿，”伊迪丝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瞧，你看清楚了吗？我告诉过你了可不是？我告诉过你，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外面，紧挨着后院篱笆的那棵老榆树里，一只黑白相间的大鸟——喜鹊——开始唧唧喳喳地叫起来。他听着喜鹊呼唤的声音，带着出神的着迷劲儿看着它使劲送出压抑孤独的叫声时张开的尖嘴。

那年夏天，斯通纳骤然老了，所以秋季他回去上课时，有个别学生都没有认出他来，开始还有些意外。他的脸已经瘦削憔悴，瘦骨嶙峋，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发丛间已经横穿过片片灰色，背驼得更严重了，好像背着一件看不见的重东西。他的声音慢慢有些沙哑和不连贯，已经出现了低着头看人的倾向，所以在他纠结的眉毛下面，那双清澈的灰眼睛显得很锋利，好像总在哀诉着什么。除了学生，他很少跟人说话，现在他回答问题和待人接物总是缺乏耐心，有时还很粗鲁。

他工作起来有一股狗一般的倔强劲儿和毅力，惹得老同事们都觉得好笑，同时又让更年轻的老师非常恼火，这些人像他一样，只教新生的写作。他花好几个小时批改新生的作文，每天都找学生谈话，忠诚地参加系里的所有会议。在这样的会上，他不怎么发言，但发言时又毫无策略或者外交技巧，所以在同事中逐渐落了个粗硬无礼和脾气坏的名声。但是，对年轻的学生，他却温柔和耐心又加，但他要求学生们做的作业量远比他们希望交的要大，而且表现出一种并不针对个人的强硬姿态，这让许多学生很难理解。

同事中形成一个共识——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同事——他是一个“敬业奉献”的老师，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妒忌与蔑视兼而有之。这个人的奉献精神让他看不到教室以及往大里说大学高楼外面发生的任何事物。校园里还流传一些温和的玩笑：在一次系里召开的会上，斯通纳唐突地谈到最近语法教学方面的若干实验，会后，一个年轻助教评论道：“对斯通纳来说，连系是严格限定在动词范围的。”而且对笑声的性质和一些老同事别有意味的互相交换眼神很吃惊。还有一个人说过：“老斯通纳认为WPA就是代表错误的代词先行词。”而且得知他的这句俏皮话风行过一阵子时还很得意。

但是，威廉·斯通纳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几个年轻同事能够理解。在他内心深处，在他的记忆深处，是对困苦、饥饿、忍耐和痛苦的知悉。虽然他很少想起早年在布恩维尔农场的经历，但是他的意识边缘却经常会想到自己的血缘传承。这是祖辈给予的传承，而他们过着卑贱、辛苦、坚忍的生活，他们共同的道德信仰就是把自己的脸交给一个严苛不公的世界，而那一张张脸毫无表情，铁硬又荒凉。

虽然他回顾那些时带着明显的无动于衷，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仍然有所洞察和感知。那十年里，当很多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带着永恒的冷漠和荒凉，好像在凝视一道深渊，对斯通纳来说，那副表情就像他行走其中的空气一样熟悉，他仿佛看见了从孩提时就熟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绝望的信号。他看到，好人都落入缓慢、绝望的衰落中，当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憧憬崩溃时，人也随之崩溃。他看着他们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行走，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片般空洞；他看到他们走向后门，带着走向刑场的人才有的那种苦涩的自豪，讨要能让他们继续乞讨所需要的面包。他见识过好多人，他们曾经昂首阔步，很有身份感，因为自己作为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倒闭的某个机构的终身雇员享有的那点可怜的安全，他们怀着嫉妒和痛恨兼有的感情看着他。对于这些觉悟，他从不声张，可是对这种在很多方面打动他、改变了他、深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共同痛苦的洞悉，以及对这种共同困境毫不声张的伤心，永远不会离他生活的任何时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