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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宣战是伊迪丝在父亲死后去圣路易斯的“家”里待的那几个星期开始发生的变化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另一个变化,即斯通纳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好老师而在内心逐渐酿成的变化加剧了,并最终释放出尖刃和野蛮。

伊迪丝在父亲的葬礼上奇怪地无动于衷。在各种繁复的礼仪上,她都直挺挺地坐着,板着脸,从父亲遗体旁边过去时表情毫无改变,遗体在装饰华丽的棺材里显得雍容华贵,丰满圆胖。可是在墓地,棺材沉入用人工草席遮掩的狭窄的土坑时,她低下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捧在手中,直到有人碰了下她的肩膀才抬起。

葬礼过后,她在自己从前住过的老房子里待了几天,那是她从小长大的房间。她只是在早饭和晚饭的时候才见到母亲。客人们都以为她是因为悲伤而离群索居。“他们是很亲近的,”伊迪丝的母亲费解地说,“要比表面看上去更亲近。”

可是,在那间屋子里,伊迪丝随意地走来走去,好像是第一次进来,抚摸着墙壁和窗户,试探着它们的坚固程度。她有一只装满了从阁楼上拿下来的童年时代的东西的箱子。她翻遍梳妆台的抽屉,这些抽屉十多年来未曾动过。她怀着某种愉悦的闲情逸致翻看着自己的东西,亲抚着它们,把东西这样那样转来转去,带着几近仪式感的关怀检查着,好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她无意中发现了童年时收到的一封信,从头到尾读了遍,好像是第一次读。她又看了一个早已忘记的玩具人,她冲着玩具微笑,抚摸着脸蛋上过彩的瓷质,好像又变成了收到一件礼物的孩子。

最后,她把所有童年时代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堆。一堆是自己收集的玩具和小玩意儿,还有学校朋友的私密照片和书信,以及一段时间从远方的亲戚那里收到的各种礼物。另一堆是父亲送给她,或者直接间接与他有关的东西。她对这堆东西格外上心。她有条不紊,无动于衷,既不生气也不高兴地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这里,然后彻底捣坏。信件和衣服,包括那些玩偶上的填充物,针垫和照片,她放在火炉里烧了,玩偶,陶泥和瓷质的头、手、胳臂、脚,她都在火炉上捣成粉末。焚烧和捣碎后残存的东西,她扫成一堆,从自己卧室旁边的卫生间的池子里冲下去。

这桩活儿干完后——屋里的烟雾消除了,炉台打扫了,不多的几件残余物品放回五斗柜里——伊迪丝·博斯特威克·斯通纳坐在自己的小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模样,镜子的银光背面很薄,而且已经斑驳脱落,所以,照出的她的形象并不完整,或者压根儿就照不出来,弄出的她的脸的样子残缺不全,很好玩。她已经三十岁了。青春的光泽开始从她的头发上掉落,细细的皱纹开始出现在眼睛周围,脸上的皮肤开始紧紧地绷在尖削的颧骨周围。她冲镜子里的形象点了点头,突然站起来,走下楼,愉快地而且简直亲密地跟母亲说起话来,这可是几天来第一次这样。

她想(她说)要让自己内心有个改变。她这个样子已经太久了。她说起自己的童年,说起自己的婚姻。从她讲出来但又模糊和不确定的东西里,逐渐确定出一个自己渴望实现的样子。跟母亲在圣路易斯待的差不多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决心全力以赴地去实现那个愿望。

她从母亲那里借了笔钱,母亲权当冲动之下送了件礼物。她买了整套全新的衣服,把自己从哥伦比亚带来的衣服全烧了;她把头发剪短了,做成当时流行的式样;她买来化妆品和香水,每天在自己的屋子里学着使用。她学会了抽烟,她训练出一种全新的说话口吻,那是一种冷淡、含糊的英国味道,而且略微有些尖利。她带着这些控制得游刃有余的外在变化以及内心另一种隐秘和潜在的变化回到哥伦比亚。

回到哥伦比亚的最初几个月里,她活跃得近乎暴躁,似乎再也没有必要对自己假装病了或者虚弱不堪。她参加了一个小型剧团,热情地投入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中,她设计、描画舞台背景,给剧团筹集资金,甚至还在制作方面发挥着一些小作用。斯通纳下午回家时,发现客厅里坐满了她的朋友,这些陌生人都看着他,好像他是一个擅入者,他对这些人礼貌地点点头,就退到自己的书房中去了,在那里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闷声闷气地在慷慨激辩,就在墙壁那边。

伊迪丝买了架二手的直立式钢琴,放在起居室里,靠着把这间屋子与斯通纳的书房隔开的那面墙。她在结婚前不久就放弃了钢琴,现在几乎是重新开始,练习着音阶,辛苦地做着对她来说已经太困难的练习,有时一天弹两三个钟头,经常是在晚上,把格蕾斯放到床上后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