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第2/3页）

不过，他并非一个封闭在象牙塔中的作家。如果整整一上午都关在书房里，那么他下午某个时候就会出去跟外界接触。他一星期有好几个晚上要到外面用餐。他喝酒很有节制。他极其重视了解各种信息。他每天都要收到从他的祖国空运来的各种报纸，他还浏览美国和法国的大量杂志。他的电话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通话商量。他从从容容地跟他们谈论各种话题，似乎他们就在他面前，而他自己手里正拿着一杯白兰地。

他常常外出旅行。他除了在墨西哥城和圭尔纳瓦卡各有一幢房子之外，还在波哥大和巴黎各有一套公寓；巴黎的那一套，离穹顶餐厅只有三十来步之遥，他常常秋天去那边居住。他住的房间总是明亮舒适，室内的家具摆设也称心如意（总是有一个质量优良的英式皮沙发，一部传声极其清晰的电话），他可以免受行李之累来此下榻。书架上摆着书，墙上挂着画，衣柜里挂着衣服，酒柜里摆满了一瓶瓶威士忌，苏格兰优质威士忌。他来到之后，只要在花瓶里插一束黄颜色的鲜花就什么都齐了。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迷信观念。据说，黄颜色的花能给人带来好运气。

是的，他跟他家里雇用的瓜希拉印第安人一样迷信。他认为，有的物品、有的情况、有的人会带来晦气（委内瑞拉人把这种倒霉事儿叫作“雌火鸡”，意大利人则叫作“赫塔图拉”）。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他从来没有弄错过。有些人被他看出带有晦气，结果真的都倒了霉。加夫列尔还具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种奇异的预感能力。他能预感到一样东西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情况果如其说，那样东西掉下来摔碎了，他不知所措，脸色煞白。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能力。“马上要出什么事了。”有一年元旦他在加拉加斯对我说。我们把毛巾和浴衣搭在肩上，决定直奔海滩。三分钟之后，这座舒适明亮、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骚乱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原来，起义部队的飞机袭击了独裁者佩雷斯·希梅内斯盘踞的总统府。

我觉得他有点儿像巫师。他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决定都与某种直觉能力相符，而很难用什么道理解释清楚。笛卡尔肯定不会是他的好朋友（拉伯雷倒有可能，笛卡尔肯定不是）。笛卡尔的哲学仿佛一件非常紧身的背心，使他浑身不舒服。尽管以密特朗总统为首的许多法国杰出人物都是他的朋友，然而，所有的法国人从喝第一瓶奶时就接受的逻辑对他来说却是有限的：他把它看作是仅仅能容纳一部分现实的模子。

除了原本就害怕话筒和照相机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大愿意在法国电视台露面的原因。诸如“您怎么看待文学？”（或者生与死、自由与爱情）这类问题，早在学生时代就习惯于抽象的概念和分析的法国记者往往会以一种狡黠而平静的口吻提出，使得他汗毛直立。卷入这类辩论在他看来异常危险，犹如行走在布满炸药的阵地上。

其实，他最喜爱的表达方式是讲述轶事趣闻。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散文家。也许，这是他们地理和文化上的一个特点：加勒比人是用轶事趣闻来描绘现实的。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卡斯蒂利亚人带给安第斯高原的许多华丽的词汇是空洞可笑的。我一直认为，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以及加勒比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

他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有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眼光来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么是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的。对于他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一回事，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都取自苏联模式。（我们对此的争论很早以前就走入了死角。）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除了几个密友之外，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加勒比地区作为非官方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大使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他和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自由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被迫在反动的、军事独裁的、亲美的右派势力与亲苏的、常常是教条主义的极左派势力之间做出痛苦抉择的大陆，他支持具有民主思想、受群众欢迎的另一种力量。这也许是他赞同密特朗的一个原因。

当然，一向支持军事独裁者的拉丁美洲右派对他是深恶痛绝的，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危险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怒气冲冲地责问他；他们看不出马克思和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对他居然也享受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如鱼子酱、牡蛎、优质香槟、豪华的旅馆、剪裁讲究的服装，还有最新式的小轿车等大为恼火。确实，他花钱十分大方，但这都是他用他的打字机挣来的，他并没有剥削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