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

当然，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当初他是个双鱼，而今朝已成为金牛了。过去，他瘦骨嶙峋，局促不安，一个劲儿地猛抽烟卷；现在，他戒了烟，体重增加了十公斤，神态稳重安详，使他往昔的老相识感到惊讶。他青年时代放荡不羁的生活已经没有丝毫痕迹，那时，黎明的天光可能把他从编辑部、酒吧或随便哪个房间唤醒。同他会面要遵从严密的日程安排。他的夫人和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妥善安排，保护他免受那些想会见他的人——通常是想跟他谈论他的作品的记者、教授或大学生——的干扰。他的一切都得事先安排。一月份确定一个九月份的会面且如约实现，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拉丁美洲人而言实属罕见。

在《百年孤独》问世以前，他总是深深感到有必要经常给他的密友写信，什么都想跟他们谈谈：希望、挫折、忧虑和精神状态。“我必须坦承，我感到很害怕”，“你别以为我生活得这么紧张毫无意义”，等等。今天，他原则上不写信了。他和朋友们用电话保持联系。他的声调大大咧咧的，很热情，永远加勒比味儿十足：“什么事呀？我是加博。”不过，他再也不吐露心事了。

要想让他深藏不露的感情出其不意地流露出来，恐怕得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说来点儿威士忌，或者在一大早的时候）。也许在这种时候，从他的片言只语或者他眼中突然迸发的光亮中，你才能揣度他内心隐秘的喜怒哀乐。比如，我当时看到的那位穿着一件肘部有洞的套头衫的三十岁作家，可能会喜欢与一个试图引诱如今这位年过五旬的作家的美貌而虚伪的女郎共同经历一段冒险；当然，为了自己的平静和生活秩序不致被扰乱，他今天对她们是不加理睬的。

尽管各种声誉接踵而至，尽管各国的传记作家和记者们不断登门拜访，但是荣誉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他跟朋友们仍然一如既往。他们仍然管他叫“加博”或“加皮托”（这是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加夫列尔”的缩小词）。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和他相处，特别是他在巴兰基亚的朋友们。他们是地道的加勒比人，不在乎什么名气。几个和他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余下的几位，则一个个体态发福、两鬓添霜，不过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样对待这位常常向他们借乔伊斯或福克纳的书来读的伙伴。

加夫列尔和他的妻子梅塞德斯结成了一对关系非常牢固的伴侣。加夫列尔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当时，她身材纤细，长着一对眯缝着的、从不流露惊慌神色的眼睛。确实，无论是面对各种灾难和意料之外的事，还是面对生活的幸运转折，梅塞德斯总是表现得如花岗岩般镇定自若。她敏锐、冷静地观察一切，有如她的埃及先祖（父系的）注视尼罗河的潺潺流水。当然她也像那些加勒比地区的妇女，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她们明智地把握着现实，在权力之后形成了真正的权威力量。梅塞德斯在面对同她丈夫来往的著名人物（诸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路易斯·布努埃尔或莫妮卡·维蒂）时，谈吐极其自然，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古老而又自信的处世哲学的一个特点。秘密在于，她在生活中依然像她跟她在马甘格的表姐妹们相处时那么活跃；那是一个偏远的热带镇子，她在那儿出生。

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和贡萨洛跟他们的父亲关系非常好：他是他们的一个伙伴，而且，常常跟他们相互幽默地开玩笑。“著名作家在哪儿啊？”一回到家里，他们就这么跟他开玩笑。在拉丁美洲各国，富人不敬穷人，白人不敬黑人，父母不敬子女，但加夫列尔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绝不轻率地向两个孩子显示权威，差不多从他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就完全对他们平等相待了。效果非常令人满意：这两位青年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安排生活都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聪明理智而且不失幽默感。

加夫列尔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墨西哥。他在佩德雷加尔·德·圣安赫尔有一幢舒适的房子，那是个建立在火山石上的豪宅区，住户主要是有钱的前总统、银行家和电影圈人物。在那幢房子里面的花园尽头，有一间专供写作之用的僻静的书房。房内终年保持一样的温度。室外有时不免阴雨连绵，气候寒冷，但室内总是温暖的，跟马孔多一个样。他的办公用品有：五六本词典，各类百科全书（甚至还有一套航空百科全书），一台复印机，一台无声电动打字机，以及伸手可及的五百张稿纸。

他已经不像在过去寒酸的岁月里那样在晚上写作了。每天，他穿着一件跟飞机机械师一样的外衣，从上午九点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午餐按照西班牙习惯在下午三点享用。然后，他会听听音乐（他所偏爱的室内乐，不过也听拉丁美洲民间音乐，包括阿古斯丁·拉腊那些老旧的博莱罗舞曲，这常常会勾起他对同时代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