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来回顾一下你的政治生涯吧。你父亲是保守派。尽管我们常说，在哥伦比亚要判断一个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要看这个人的父亲就行了，但是你父亲看来对你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很早就站在左派这一边了。你的这一政治立场是否是对你的家庭的一种反叛？

加：其实也并非对我的家庭的反叛；你想，尽管我父亲是保守派，但是我外祖父，那位上校，却是自由派，而且还是曾经拿起武器反对过保守派政府的自由派。也许，我最初的政治教育是从他那儿得到的：他没有给我讲什么仙女的故事，而是跟我讲述了我们国家上一次内战期间发生的极其残酷的故事，那场内战是自由派思想家及反教权主义者为反对保守派政府而发动的。我外祖父还给我讲述了我出生那年发生在我们家乡的那场香蕉工人大屠杀。你看，要说家庭的影响，我离反抗的潮流比离传统秩序还更近一些。

门：你还记得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始阅读政治书籍的吗？

加：就在我就读的锡帕基拉的一所中学里。这所中学有许多老师都是在左派的老阿方索·洛佩斯总统执政期间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在那所中学，代数老师在课余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化学老师借给我们看列宁的书，历史老师则给我们讲解阶级斗争……当我从这座冰冷的牢房出来时，简直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不过，我内心深处却也有了两条信念：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二，人类最接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门：你加入过共产党吗？

加：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支部的活动，不过时间很短，我不记得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确切地说，我不是党组织的成员，只是一个同情者。从那时起，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时常变化。有时我跟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只要我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报纸上对我大肆攻击。不过，即使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我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反对他们的声明。

门：一九五七年我们俩去东德作了一次旅行。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满怀希望，可是那次旅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那次访问没有动摇你的政治信念吗？

加：你一定还记得，关于那次对我的政治立场起了决定性影响的访问，我后来接连写了一批文章，把我的那些印象永远保存了下来，发表在当时波哥大的一家杂志上。二十几年之后，这些文章未经我本人许可结集出版了。我想，人们出版这本书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时代和政治价值，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我个人思想发展中的所谓矛盾。

门：难道没有所谓的矛盾？

加：没有。我于是立即宣布该书合法并将其收入我的全集，现在，在哥伦比亚到处都能买到这种全集的平装本。我没有改动原版的一个字。此外，一九八〇年波兰危机爆发的原因，我也在这些文章里进行了解释，二十四年前，教条主义者说我被美国收买了。可笑的是，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却腰缠万贯，坐在资产阶级权力的宝座上，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里。

门：你对所谓的人民民主有何看法？

加：我那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下面，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言，走这条路永远也不会到达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条件之上的。这种制度是由苏联通过各国教条主义的、没有想象力的共产党强加于他们的，这些教条主义者除了不切实际地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之外，什么也不会干。

门：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俩的另一段共同经历，在古巴的经历。我们都在古巴拉美通讯社工作过。记得旧的共产党开始控制古巴革命的许多机构时，我们两人都辞职不干了。你如今是否还认为当时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或者是否认为这仅仅是途中的一个意外，而当时我们未能分辨清楚？

加：我认为，我们当时在拉美通讯社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还留在那里，当时的教条主义分子就会抓住我们的思考方式，给我们扣上这么几顶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等等。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默默地躲开这种纠缠，继续写我的小说，在墨西哥一面写电影剧本，一面就近密切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和变化。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这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