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第3/4页）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时还并非如此。虽则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在内，已经有四本了），等待却还得拖好几个年头。加夫列尔由拉美通讯社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派遣，任驻纽约记者。他一如既往：白天当记者，晚上躲在旅馆里搞创作。那年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时期。纽约的古巴流亡者常常打电话威胁他，有时候会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为了预防任何袭击，加夫列尔在工作时总是准备一根伸手可及的铁棍。在古巴国内，其时正在经历后来所谓的“宗派主义年”。旧的共产党的成员掌握了国家机关的重要位置。这些人对拉美通讯社极感兴趣。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是个阿根廷青年，他头脑清醒，为人通达，但竟然跟他们对着干。当他被撤去社长职务时，我们这些跟他一样具有革命热情并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的人，都辞职不干了。加夫列尔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古巴革命进程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转折。但加夫列尔不以为然，我觉得他只把它看作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桩意外，并没有使他对古巴政府的同情有所降温；但是，这种同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辞职之后，就在纽约失了业，又没有回去的盘缠。他居然荒唐地（不过这种荒唐他在内心深处却认为是有隐藏的逻辑的，这完全出于他的直觉）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墨西哥。他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全部款项只有一百美金。

他在墨西哥找到的第一件差使是给一家妇女杂志当编辑。那天，他的鞋底快掉了。杂志社老板还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制片人，约他在一间酒吧见面。他得比他先到后走，免得让人看出他那双皮鞋开了线。过了那么多年，他还处于和当年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同样的窘境。

我不记得究竟是我去墨西哥旅行时，还是他来我居住的巴兰基亚旅行时，他跟我讲起他又在写一本小说。“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他对我说。（博莱罗是一个地道的拉丁美洲音乐术语，它表面上似乎十分伤感，但实际上又很俏皮，极其幽默，是一种“你不能对它过于认真”的东西；看样子，只有我们拉丁美洲人才能领会它的确切含义，就跟领会博尔赫斯所使用的形容词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一面说，一面把手指放在桌上，然后让手指在桌子中间爬了几下，“我搞创作一直走的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没有冒什么风险。可我现在觉得，我得沿着边缘走一走了。”说着，他把手指沿着桌边向前爬了几下，一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你想想：书中一个人物挨了一枪，死了，他的血流过全镇，一直流到他母亲那儿。全书通篇如此，处于优美或造作的边缘。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接着，他又补充说：“我要么因此而一举成名，要么头破血流。”

显然，他跟我谈的就是《百年孤独》。此书脱稿后不久，我就读了原稿。之后，我给他写了个字条，对他说，毫无疑问，他已经成功。我立即收到他一封回信。“读罢来信，我今天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了。《百年孤独》的难处，并不在于把它写出来，而是要饮下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们在阅读后倒的苦酒。幸而他们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认为，南美出版社的意见是这种反应的最好概括：此书合同规定初版一万册，过了半个月，专家们看了校样之后又将印数增加了一倍。”

是啊，起始于十五年之前——当初写《枯枝败叶》，他天天直写到破晓——的那个漫长的等待时期终于结束了。

位于巴黎第五区的著名街道，以法国法学家雅克·居雅斯（1522-1590）的名字命名。
原文为法语。
巴黎街道，拉丁区最热闹的地方，有许多咖啡馆、书店和电影院，还是一家博物馆和几所学校的所在地。
阿尔及利亚于1954年11月发生武装起义，法国派兵镇压，两国自此陷入战争，直到1962年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乔治·布拉桑（1921-1981），法国著名歌手、诗人。
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发生了抵制苏联控制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群众运动，开始是和平游行，后来演变为武装暴动，在苏联的军事干预下平息。
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1900-1975），哥伦比亚军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1953年至1957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委内瑞拉货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