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第2/4页）

他的经济问题起始于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则三行字的消息，我们是在学院路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的。原来，当时统治哥伦比亚的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关闭了《观察家报》，而加夫列尔正是该报驻巴黎的记者。“没什么关系。”他说。但是实际上关系很大。来信再也不附带支票了。于是，过了一个月，他就缴不出旅馆的房钱了。布拉桑还在唱他的歌，情侣们还在地铁里亲吻，然而巴黎已然不是他初来时的巴黎了，它变成一座苦涩、冷酷的城市，不少拉丁美洲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巴黎的房间有如冰川一般寒冷，到处都是穿着破烂的套头衫的人。在巴黎，吃一顿热饭，挨着有火的角落取一会儿暖，就是一种大胆而令人惊讶的豪举了。

巴兰基亚的贫穷有它美好的一面，再说，穷也是相对而言的：那儿处处有友人，市长还常常派车把他送到他下榻的旅馆，引得看门人和妓女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加勒比是充满人情味的。“有饭大家吃。”那儿的人们常这样说。巴黎恰恰相反，它对于穷人真是铁石心肠。加夫列尔对此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在地铁里不得已跟人要一枚硬币，一个人给了他，但却是没好气地把钱放在他手里的，而且对他的解释根本不屑一听。

加夫列尔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只要他在那儿待过，就会比别的城市给他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巴黎留给他的印象是悲伤的：“一个漫漫长夜，我无处栖身，便坐在长靠背椅上，在地铁通风口散发出来的恩赐的雾气中打着盹儿，度过了一宿；而且，还躲过了常常追打我的警察，因为他们总把我当成阿尔及利亚人。突然，曙光出现在天际，煮菜花的气味消失了，塞纳河也停止了流动，在这个为晨光薄雾所笼罩的秋天的星期二，我成了这座空旷的城市里唯一活着的存在。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我走过圣米歇尔大桥时，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在雾霭中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人穿着一件深色外衣，两手插在衣兜里，头发似乎刚刚梳过。我们在桥上擦肩而过的那一瞬，我瞥见了他半张清癯而苍白的脸庞；他是在哭着走道的。”

他在这一时期的产儿便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第二部小说。不过这本书也没有给他打通门路。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副本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份打在黄色纸张上的稿子。我把它送给一些人看，心想这些人一定能促成其付梓，不料他们居然并不欣赏这本小说的文学质量。

在巴黎旅居数年之后，我们去了加拉加斯当记者。加夫列尔仍然在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写作。这时候他是在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还是没有人发现，这位在杂志社供职的记者已经很自然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了。加拉加斯是一座到处是移民的城市，拥有窗明如镜的大楼和水泥高速公路，在这里，任何成就都会牵涉数百万玻利瓦尔，除此之外，它还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承认不请自来的天才。当然，它对今天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慷慨大方，但是想当初，他不过是一个瘦削的、不安分的三十来岁的记者，它甚至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尽管他能写一手非常出色的新闻报道，可是把自己的小说寄去参加各类报纸的评奖活动却一无所获。

后来，到了波哥大，他依然期待着。他还是在晚上写作（现在是写《恶时辰》了）。那时候，他和我两人主持着拉美通讯社分社的工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但该杂志的编辑事先并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也没有付一分钱的稿酬。因为，他们无疑认为，发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顾的稿子已经是一种颇为慷慨的酬谢了。当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当地获得了好评，正如晚些时候《恶时辰》得到的评价一样；后面这部小说以后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赞助的全国文学奖。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成绩。这些书的印数很少，给的稿费很低，发行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国内。除了在哥伦比亚，还没有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何许人。甚至在国内，除了他的一些密友之外，其他人也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尚有价值的地方文学的代表，而远非才华超群的作家。波哥大的上流社会一向以姓氏和衣衫取人，因此绝不忽视他来自外省、来自沿海地区的出身，他那支棱着的头发，他穿的红袜子，也许还有他分不清吃鱼和进甜食时该用什么刀叉的笨拙模样。

有人说得妙：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分不清动词ser和tener。此话真是一针见血。有一天，加夫列尔终于跟他们住进了同样的旅馆，在同样的餐厅里吃龙虾，和他们一样或者说竟比他们更加了解葡萄酒的合适温度，了解奶酪的品类，熟悉纽约、巴黎或伦敦的名胜和娱乐节目了。他们为他敞开大门，讨好地恳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威士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包括这位《百年孤独》的作者一贯左倾的思想以及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