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和亲友（第2/4页）

加：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跟我心目中的外祖父形象是完全相反的。我外祖父身材矮胖，面色红润，而且非常好吃。我后来还了解到，他在男女私情方面也是肆无忌惮的。布恩迪亚上校可就不同了，他不仅在外貌上像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那样瘦削，而且在性格上也像他那样趋于严肃。我当然没有见过乌里韦·乌里韦，但据我外祖父说，在我出生以前，他曾经路过阿拉卡塔卡，还跟好几位曾驰骋战场的老军人一起，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喝过啤酒呢。他在我外祖母眼里的形象，就跟《枯枝败叶》中那位上校的妻子阿黛莱达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在小说中，据她自己说，她第一次见到那位法国大夫，就觉得他极像一个军人。虽然小说里没有明说，但是我内心深处很清楚，她认为他就是乌里韦·乌里韦将军。

门：你怎么看你和你母亲的关系？

加：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严肃有余。也许，在我一生中，这是最为严肃的关系了。我认为，我和我母亲可以无话不谈，但是谈话的时候，几乎总是亲密不足，严肃有余，而且严肃得有点儿职业客套的味道了。这种情况很难用言辞解释，但事实确实如此。也许是因为我和父母亲一起生活时已经懂事了吧（在我外祖父逝世之后）。我母亲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作是一个她能与之商量事情的人回来了，那时她孩子众多，又都比我幼小，她因此把我看作是能帮她考虑令人十分头痛的、棘手的家庭问题的人。那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真是穷到极点了。再说，我和我母亲总没有机会在一起生活较长时间，因为没过几年，我满十二岁后，就先后去了巴兰基亚和锡帕基拉上中学。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们彼此见面的时间一向很短暂，先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后来是我到卡塔赫纳去探望她，而且每年不超过一次，每次也只有十五天。这必然会在我们的交往中造成一定的距离感和拘谨的心理，其最自然的表现就是严肃。而现在，从大约十二年前我有条件这么做的时候起，我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每个星期天总在固定的时间给我母亲打电话，只有很少几次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打。这倒不是说，我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孝子，也不是说我比别的兄弟强，而只能说，星期天的电话联系仅仅是我们之间极其严肃的关系的一部分。

门：她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你小说中的密码吗？

加：是的。在我所有的读者当中，她最具备这种直觉能力，并且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最为确切的材料来在现实生活中识别我作品中的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几乎我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像拼图似的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部件拼搭起来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部件。我母亲确实很了不起，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就跟考古学家凭着挖掘时发现的一根椎骨就能复原史前动物一般准确出众。她一面读我的作品，一面就会非常本能地剔除添加的部件，辨认出我借以塑造人物的那根最原始、最基本的椎骨。有时候，她读着读着就会说：“啊呀，我可怜的大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呀？一副娘娘腔！”我于是就对她说不是那么回事，书中那个人物跟她的那位老弟毫无关系。不过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她知道我明白她了解情况。

门：你塑造的女性人物中，有哪一个跟她相似？

加：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之前，没有一个人物是以我母亲为基础的。《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伊瓜兰在性格上有她的某些特点，但有更多我在生活中认识的许多其他妇女的特点。事实上，乌尔苏拉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从塑造经典妇女的范例的意义上来说，跟我原先设想的形象是吻合的。但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事实正相反：随着我母亲年事渐高，她跟我心目中的乌尔苏拉的总体形象越来越接近，她性格的变化也主要是这个意义上的。因此，她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登场，似乎也可以说是乌尔苏拉这个人物的再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是我母亲的真实写照，跟我亲眼所见一模一样，所以，她在那本书中用的是自己的名字。她唯一一次对此发表评论是在她看到自己名字的第二部分“圣地亚加”的时候。“啊，我的上帝，”她嚷嚷起来，“我这一辈子都躲着不用这个难听的名字，可现在倒好，全世界都要知道了，还会译成各种语言哩。”

门：你从来不谈你父亲。你记忆中他是什么样？你今天对他又怎么看？

加：我在满三十三周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里见到我父亲时他正好是这个岁数。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刚巧是他的生日，有人对他说：“你已经满了基督的年龄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皮肤黝黑、谈吐风趣、态度和蔼的人，穿着一身白色斜纹布衣服，戴着一顶平顶硬草帽：一个地道的三十年代加勒比人。奇怪的是，如今他年逾八十，事事遂意，我却不能像第一次在我外祖父母家见到他时那样将他看个分明。不久前，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认为自己就像那些雏鸡，据说没有公鸡帮忙也能生出来。他说得很有礼貌，很风趣，但同时又是一种责备，因为我总是谈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却很少谈到他。他言之有理，但是，这一隔阂的真正原因还是我太不了解他了，无论如何，我了解他比了解我母亲要少得多。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俩都上了岁数（有好几次我对他这么说），彼此才开始心平气和地通了气。我认为，这需要解释一下。我八岁回到父母身旁同他们一起生活时，心目中只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父辈形象：我外祖父的形象。而我父亲不仅和我外祖父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他的性格、权威感、世界观以及他和子女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很可能，由于我当时年龄尚小，这一急剧的变化使我感到非常困扰。结果，一直到我十几岁，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僵。自然，这总是由于我的过错，因为在他面前，我从来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表现，也不知道怎么才能使他高兴。而他呢，当时又是那么严肃，使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当然，我认为我们后来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何时何地，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过严重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