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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她自己那个阶层内部，在那个很有限的小圈子里，她却是以仁慈出了名的。如果你对她的这一美名持有异议，你的对手便会拿出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来：难道你没看到可敬、仁慈的波尔坦尼太太收留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吗？当然，我几乎无须再告诉你，当时这位可敬、仁慈的太太另外还只知道她的一个带较多希腊色彩的绰号。

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于一八六六年春天，刚好比我此书写及的时间早一年，而且它与波尔坦尼太太生活中的一大秘密有关。这个秘密十分简单：她相信有地狱。

当时莱姆教区的牧师在神学上是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牧师该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也是胸有成竹的。从传统上说，莱姆教区的教徒属低教会派，大家对这位牧师很满意。他讲道的时候妙语连珠，充满激情，手法娴熟。他的教堂里没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像、各种偶像、各种装饰和天主教的其他一切弊端。波尔坦尼太太向他提出来世的生活理论时，他不与之争辩，因为进项并不可观的教区牧师是不会和有钱的信徒斗嘴的。波尔坦尼太太应他的要求打开自己钱包的程度，大约相当于她雇用十三个仆人所支付的薪水的数量。前一年冬天（是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四次流行霍乱，大量人员死亡），波尔坦尼太太身体有点不舒服，牧师登门探望的次数和医生一样多。医生反复向她保证，她只是胃功能有一点小紊乱，并非那种可怕的东方致命瘟疫。

波尔坦尼太太不是笨女人。她对实际问题十分敏锐。她的未来归宿，正如与她的舒适有关的一切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如果让她想象出上帝的具体形象，他的面貌和韦林顿公爵差不多，但是他的性格更像一个精明的律师，而波尔坦尼太太对律师是极为尊敬的。她躺在卧室里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数学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她，她不得不反复进行思考：上帝衡量一个人行善的程度，是以他实际上已经奉献多少为标准，还是以他有能力奉献多少为标准。在这方面，她掌握的数据比牧师还要准确。她已经奉献给教会不少钱，但是她知道，按规定，诚心想进天堂的人必须奉献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她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诚然，她已经调整了遗嘱，以保证在她死后能很好地还清这笔欠账，可是到宣读遗嘱的时候，上帝也许不能到场。另外，在她生病期间，费尔利太太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时候，刚巧选读了“寡妇的奉献”。波尔坦尼太太一向认为那寓言对她很不公平。现在，这寓言压在她的心上比肠炎杆菌停留在她肠子里的时间还要长。在她康复过程中，有一天，牧师来看望她表示关心，她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省。起初，牧师想帮助她消除精神顾虑。

“我亲爱的太太，你的想法很危险。造物主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仁慈——或他的公正。”

“要是他问我是否问心无愧呢？”

牧师笑了：“你可以回答，你的良心深受折磨。上帝有无限的同情心，他会——”

“倘若他不这样做呢？”

“我亲爱的波尔坦尼太太，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不能不责备你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主的同情心。”

一阵静默。波尔坦尼太太和牧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同时面对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社会地位不如她，他的一日三餐、他的教堂维持正常运作的一大部分经费，甚至他在物质上救济穷苦人时所需的费用，都依赖她的资助。另一个是上帝的代表，她必须对之顶礼膜拜。因此，她对他的态度往往是怪异的、前后不一的。一会儿不屑，一会儿敬仰，有时竟会在一句话中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要是可怜的弗雷德里克还活着那该多好。他会给我出主意。”

“那当然。但是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也差不离，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知道他是基督徒，而我的话是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

“他的死对我是一个警告，一种惩罚。”

牧师神情严肃地望了她一眼：“你可要当心，我亲爱的太太，要当心啊。人是不可以轻易侵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她随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世上的牧师都无法向她解释她的丈夫为何早逝。只有她和上帝知道。这个奥秘有如一块黑色的蛋白石，有时像严肃的征兆，光芒四射，有时又像为她尚未赎清的罪而付出的一笔账。

“我做过奉献，但是我还没有做过善事。”

“奉献就是最大的善事。”

“我不如科顿太太。”

她突然把话题转到世俗的事情上来，牧师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以前跟她有过接触，深知波尔坦尼太太尚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在那种特定的虔诚行为方面已远远落后。科顿太太居住在莱姆镇背后数英里处，一向以乐善好施闻名。她常常去看望穷苦人，主持传教会，她为失足妇女建立收容所——收容所里对忏悔要求十分严格，被她的马格达伦社收容的多数妇女，只要一有机会，便又都爬回罪孽的渊薮中去。但是波尔坦尼太太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她对“悲剧”还有一个更加粗鄙的说法毫不知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