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萨巴尔马提司令的指挥棒（第3/8页）

你会问：这些都是十岁的小孩吗？我回答：是的，不过。你会说：难道十岁或者说将近十一岁的小孩会谈论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吗？会谈论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吗？难道会把农业和工业区的内部矛盾揭露出来了吗？难道社会文化传统的冲突也解释清楚了吗？难道出世还不到四千天的小孩会谈论个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固有冲突吗？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到十万个小时，难道就会将甘地和马列、权力和无能为力进行对比了吗？就在研究集体主义与个人特性是否矛盾？难道耶稣是给小孩子杀死的吗？即使这些小顽童真的法力无边，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今他们讲起话来就像满脸胡须的老头，这可信吗？

我的回答是：也许讲的话并非完全如此，也许根本就没有讲话，却是以思维这种更为纯粹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的确，事情的原委就在于此，因为小孩就像是容器，大人把他们的毒药往里面倾倒，正是成人的毒药使我们成为这种模样。毒药，再加上多年之后，还有拿着刀的寡妇。

简而言之，在我回到白金汉别墅之后，就连午夜之子大会也变得淡而无味。如今在夜里，我根本不耐烦去建立我的全国性网络了。潜伏在我心底里的妖怪（它有两个脑袋）可以自由自在地出来捣蛋了。（我一直不清楚那些妓女究竟是不是湿婆谋杀的，不过那也是“黑暗时代”的影响。因此，我作为好人和天生的受害者，自然要为两个人的死亡负责：第一个是吉米·卡帕迪亚，第二个便是霍米·卡特拉克。）

要是说有第三条原则的话，那么它就叫作童年。但童年死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给谋杀了。

那段时间我们都有些麻烦事儿。霍米·卡特拉克有他的白痴女儿托克西，易卜拉欣一家也自有其他的烦恼。松尼的父亲伊斯梅尔多年以来向法官和陪审员行贿，如今面临被律师委员会调查的危险；松尼的叔叔伊夏克在弗罗拉喷泉附近开了一家二流的大使旅馆，大家都知道他欠了当地黑社会的一大笔债，时时刻刻担心给“干掉”（那时候暗杀每天发生，就跟热天气一样）……因此我们大家把沙阿普斯特克教授忘掉，也就不足为奇了。（印度人年纪越老块头越大，也就越发有力。但沙阿普斯特克是欧洲人，不幸的是，他这样的人年纪越老便越萎缩，常常会缩得完全不见踪影。）

但这会儿，也许是在我的妖魔的驱使之下吧，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迈上楼梯，来到了白金汉别墅的顶层。那个疯老头就住在那里，如今他又干又瘪，瘦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狭窄的舌头不住地从嘴唇之间朝外一伸一伸的——忽隐忽现地舔着。从前专门把马宰掉，研究抗蛇毒血清的沙阿普斯特克先生如今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不再办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了。他退休在家，缩在他顶层的套房里，里面放满了浸泡在药液中的热带植物和蛇的瓶子。这么大年纪，他一口毒牙和毒囊非但没有少掉，相反他倒成为了蛇的化身。就像其他在印度待得太久的欧洲人一样，他的脑子也受到印度古代疯狂观念的毒害，渐渐地把研究所里那些勤杂工的鬼话信以为真。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他的远祖是眼镜王蛇和一个女人交媾所生的半人半蛇的孩子，他是他们世系中最后一位传人……仿佛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只要一拐弯便会跌进一个变得稀奇古怪的新天地里。爬上一个梯子（或者甚至是一道楼梯），你也会发现有条蛇在等着你。

窗帘已经拉上了，在沙阿普斯特克的房间里，既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也听不到时钟的嘀嗒声。究竟是妖魔，还是我俩都体会到的孤独感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了呢？……因为，在那段日子里，随着“铜猴儿”的日益得宠和午夜之子大会的日益衰落，我一有机会就爬到顶楼去，听那个讲起话来咝咝作响的疯老头胡言乱语。

在我第一回闯进他那扇没有上锁的门里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噢，孩子——你的伤寒病好啦！”这句话把时间搅动起来，就像一团缓缓升起的尘土，使我同一岁时的我合而为一，我记起了沙阿普斯特克用蛇毒救了我的命的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坐在他脚下，他将盘踞在我内心的眼镜蛇展现在我的面前。

是谁出于对我的关心，将蛇的神秘力量一一列举出来？（它们的影子也会杀死母牛；要是它们进入到男人的梦境里，他的妻子就会怀孕；假如谁杀死了蛇，那么他家里二十代都不会生男孩子。）是谁借助于书本和实物标本向我讲述了眼镜蛇的天敌？“孩子，注意研究你的敌人，”他咝咝地说，“要不他们肯定会把你给杀掉。”……在沙阿普斯特克的脚下，我认真研究了獴和野猪，喙像匕首那样的秃鹳和巴拉新哈鹿，它的蹄子能把蛇头踩扁；埃及獴和鹮；四英尺高的蛇鹫的喙像钩子一样，什么都不怕，它那模样和名字使我很有些怀疑地联想起父亲的艾丽斯·佩雷拉；还有山里的豺、臭猫、蜜獾；还有走鹃、西貒和可怕的坎干巴鸟。沙阿普斯特克以九十多年的经验，对我的人生加以指点。“孩子，得精明些。学着蛇的动作。不动声色，在灌木丛的掩护下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