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科里诺小孩（第5/8页）

……公寓里人们七嘴八舌，外面航海小道上灯光明亮，人声嘈杂。出来遛狗的人从小贩手里买昌贝丽花和炒豆子，乞丐嚷嚷着讨钱，卖松米糕的大声吆喝。路灯沿着马拉巴山蜿蜒而上，像是一大串弧形的项链……我同玛丽·佩雷拉站在阳台上，把听力有毛病的耳朵对着她，听她低声说着那些流言，我背对城市，面前是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打牌的人。有一天，在打牌的人当中，我看到了凹眼睛、态度严肃的霍米·卡特拉克先生。他很有些不自然地热情同我打招呼：“嘿，小伙子！过得不错吧？当然，当然不错！”

我舅舅热衷于打拉密，但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总要等到手上凑齐了十三张红桃同花顺以后才摊牌。非要红桃不可，一手红桃牌，其他的统统不要。为了追求这一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我舅舅会把好好的三张同点子牌或者黑桃、梅花或者方块的同花顺子扔掉，使得他的朋友闹哄哄地叫好。我听见有名的吹唢呐的乌斯达德·钱吉兹汗（他把头发染黑了，因此在热天晚上，他耳朵上部流着黑色的汗水）同我舅舅说：“算了，先生，别再非得要红桃不可了，还是学大家的样子吧！”面对这一诱惑，我舅舅哈哈大笑，笑声把喧闹声都压下去了：“不，该死，见鬼，我还是要照老规矩！”他打牌就像个傻瓜，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像这样认定目标死不放松的，心里直想为他喝彩。

哈尼夫·阿齐兹那出名的牌桌上的常客之中有一位是《印度时报》的摄影记者，他肚子里装满了荤笑话和粗俗的故事。我舅舅把我介绍给他说：“这一位就是把你登在头版的，萨里姆。他叫卡里达斯·古普塔。这位摄影师确实很可怕，真正算得上是个坏胚子。不要同他谈得太久，他会用丑事儿把你迷得头昏脑涨的！”卡里达斯一头白发，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趣极了。“你真的知道丑事吗？”我问他。但他只是回答说：“小子，要是我说出来的话，你听得耳朵也会发烫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天才，本市空前的最大的丑事的幕后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拖鼻涕”萨里姆……我不能超前讲述。有关萨巴尔马提司令那奇怪的指挥棒的事情不到时候不能讲。尽管一九五八年这个年份本质上诡谲多变，我绝不能颠倒前因后果的顺序。

我独个儿待在阳台上。玛丽·佩雷拉在厨房里帮皮雅准备三明治和奶酪饼，哈尼夫·阿齐兹呢还在专心致志地收集十三张红桃，这时候霍米·卡特拉克走出来站到我身边。“来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说。“是啊，先生。”我回答。“嗯，”他深深呼了口气，“嗯，嗯。生活过得不错吧？顶呱呱的小伙子，我来同你握个手。”十岁小孩的手落到了“电影大王”的巴掌里（是左手，受伤的右手无奈地垂在我身边）……这会儿发生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事儿。觉得有张纸条塞到左手巴掌里——居心险恶的纸条，被一个拳头熟练地塞了进来！卡特拉克的手握得更紧了，他压低了声音，仍然像眼镜蛇那样咝咝地响，他的话在放着绿色条纹沙发的房间里是听不见的，却完全穿透了我那只好耳朵：“把这东西给你舅妈，不要让别人看见，懂吗？不能说出去，要不我会派警察来把你的舌头割掉。”在这之后，声音又变大了，显得很亲切：“很好！见到你兴致这样高，真叫人快乐！”霍米·卡特拉克拍拍我的头，又打牌去了。

由于害怕警察，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声张，但到此为止。现在，一切都要说出来了。

牌局散得不算迟，皮雅低声说：“孩子得睡了，他明天还要上学呢。”我没有机会单独跟舅妈待在一起。她很快就在沙发铺好被窝让我睡觉，我仍然把那张纸条攥在手心里。玛丽睡在地板上……我决定假装做噩梦。（一计不成，我总会自然而然地另想他计。）但糟糕的是，我太累，很快便真的睡着了。到头来，我都没有必要装假了，因为我梦见我的同学吉米·卡帕迪亚死掉了。

……我们在学校的主楼梯井里踢足球，在红瓷砖上面，滑得不得了。在血红的瓷砖上镶着一个黑十字。克鲁索先生站在楼梯口：“孩子们，别沿着楼梯扶手往下滑，在十字那地方有个孩子摔倒跌下去了。”吉米在十字上踢球。“十字这儿没事，”吉米说，“他们骗人，不让你玩个痛快。”他母亲打来了电话：“别踢了，吉米，你心脏不好。”铃响了。电话放好了，这会儿铃又……墨弹子把教室里的空气弄得脏脏的。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快活得要命。吉米要支铅笔，他捅捅我的肋骨。“嘿，伙计，有铅笔吗？给我。打两个钩，伙计。”我给了他。扎加罗进来了。扎加罗举手要大家安静，瞧，我的头发长在他巴掌里呢！扎加罗头戴尖顶的锡兵的帽子……我得把铅笔要回来。我伸出手指捅了吉米一下。“先生瞧啊先生，吉米摔倒了！”“先生是‘拖鼻涕’捅了他一下我看见的！”“‘拖鼻涕’把卡帕迪亚打死了，先生！”“别踢了吉米你的心脏不好！”“你们都给我住嘴，”扎加罗嚷道，“就像野蛮人，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