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我睡过头了。

虽然终于醒了，但是有诸多久睡的不适：头痛欲裂，强烈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是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的。在酒精催眠的状态下听到那个铃声特别刺耳。是亨利，电话里他像军训教官发号施令一样地问：“你在哪儿？”九点多了。

我没来得及洗澡。在走廊的尽头等电梯的时候，我闻到自己身上龙舌兰烈酒的味道和头发里令人作呕的烟味，这些都是昨晚酒吧的遗臭吧。我的眼里血丝密布，手心湿冷。我忘了带便笺，上面写着我一会儿发言的要点，一群潜在投资人正在八层的会议室等着我，我们希望能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不动声色地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一大早，我喷着酒气，泛着胃酸，克制着一阵阵涌上来的呕吐欲望。

“你总算出现了。”亨利低声嘟囔着，我用袖子抹了一下嘴。我看见卡西迪紧挨着某个风险投资家，好像叫特德。她的嘴唇几乎贴在他的耳朵上，我想象得出，她呼出的气息刺激着他的肌肤。他突然转头看着她，两人同时爆发出笑声，我确定那笑声是针对我的。

我用手指梳理着头发。

汤姆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让我振作起来。他递给我一杯咖啡，好像咖啡因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减少我演讲中的结巴，可以让我的大脑清醒。我在公文包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财务文件，只好掏出揉烂的纸条和记事本，还有那张写着一个“是”字的紫色字条。

咖啡多多少少起了一点儿作用。我趁中间休息的时候回房间换衣服、梳头。我突然发现丢失的财务文件散乱地摊在桌子上，于是赶紧把它们装进包里。然后刷牙，好使酒味在咖啡和牙膏的双重作用下渐渐散去。现在只剩下剧烈的头疼，我险些服用了过量的止痛片。

重回会场的时候，卡西迪和特德正在分享同一盘奶油百吉饼。他们互相依偎着。她夸张地伸舌头舔完手指，靠在他的耳边低语起来。他们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笑。我回忆起卡西迪在我的房间里，穿着笔挺的白色束身外衣，为了留住我而敞开扣子。而我被迫穿着休闲鞋夺路而逃。我猜她离开我的房间之后去找了特德。特德，四十岁左右，风险投资家，左手戴着钨金婚戒。表面上看，他和我不一样，没有拒绝她。他任由她解开衬衫扣子，露出藏在里面的内容。

我听见海蒂的声音，她一遍一遍地对着我唱“荡妇”，像喊口号一样。妇女们联合起来！我在想特德的妻子，她漂亮吗？他们有孩子吗？

我没有丝毫的失望，更重要的是我松了一口气。卡西迪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男人陪她过夜，我庆幸那不是我。

所以接下来，我无动于衷地坐在会议桌前，津津有味地吃起奶油百吉饼，看着她摆动着舌头舔干净自己的手指。

我的电话响了，我从兜里掏出来一看是马丁·米勒，我雇的调查杨柳的私人侦探。我赶紧从会议室出来，到外面的阳台去接电话。八层的阳台正好俯视酒店的中庭，那里摆满了宴会桌和豪华沙发，还有热带花卉和鱼，几十条大胖锦鲤在贯穿中庭的水池里游动。

马丁的语气非常谨慎。他有所发现。我眼前的八层楼在刹那间变成旷野，我抓住护栏，稳定自己，可能是醉酒后遗症，我有点儿晕。

“是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儿飘。八层楼下的锦鲤就像白色和橘色相间的小污点。

马丁说正在给我转发一篇新闻报道，标注时间是三月中旬。文中没有提到杨柳，也没有提到露比，但是他说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女孩。

我等着接收邮件，手机提示邮件到了的时候，我四肢麻木。

我打开邮件，我目瞪口呆。只不过名字不是杨柳·格里尔。标题是：克莱尔·达洛维被通缉，等待接受有关奥马哈一名男子和他妻子的死亡，以及3月16日从科罗拉多柯林斯堡的婴儿家中绑架女婴的问讯。

我浏览了一遍文章，发现克莱尔·达洛维很可能携带武器，是个危险人物。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约瑟夫和米利亚姆·艾伯罗汉森在睡梦中被刺死在奥马哈的家中。我读到了有关婴儿的报道，她叫卡拉·赛格尔，她母亲叫莉莉，父亲叫保罗。出生在柯林斯堡。这里有她的相貌特征：眼睛的颜色、稀疏的头发的深浅。最后是一块胎记的特写：葡萄酒色痣，文章说，像阿拉斯加州的形状。

找到她有酬劳。

我看了有关约瑟夫和米利亚姆·艾伯罗汉森的介绍，他们是达洛维小姐的寄养家庭，她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们慷慨热情地把克莱尔迎进自己家里。

我看了有关他们睡觉时被杀死在床上的描写。

“艾伯罗汉森夫妇还有儿子，”马丁告诉我，“两个，两个亲生儿子，”他补充道，“艾萨克和马修都二十多岁。大儿子艾萨克有当晚不在场的证明，他当时上第三班，正在沃尔玛整理货架。3月19日一早回家发现父母双亡，死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