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亨利、汤姆、卡西迪和我。这是我的房间。电视上放着一盒吃了一半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有肉哦！），随处可见打开的苏打水。亨利在厕所，我想他在上大号，因为他在里面很久了。汤姆躲在角落里打电话，一根手指堵着耳朵避开干扰。我的床上铺满了饼形图和柱形图。桌子上、地上，到处是脏纸盘子。卡西迪的盘子放在茶几上，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堆被拣出来的香肠，旁边有一罐无糖苏打水。我捏了一粒扔进嘴里，她看着我，我耸耸肩说：“怎么了？海蒂最近在吃素。我快营养不良了。”

“纽约牛排没解馋？”她笑着问。明快的笑容。卡西迪·克努森，快三十岁了，刚刚读完MBA，和我们共事近十个月。她不是那种把“受托人”和“套期保值”一类听起来特别酷的词挂在嘴边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超级天才。

“如果我老婆在这儿，我就把她带来了。”

她穿着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坐在我的床边。她这种身材的女人不需要这么高的高跟鞋，这样显得招摇。她用手捋着顺滑的香槟色波波头对我说：“对极了。”

酒店的厚窗帘敞开着。窗外，旧金山的夜晚一片灯火通明。我恰巧能看见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大街555号的环美金字塔中心和旧金山湾。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隔壁房间的电视音量很大，棒球热身赛隔墙可闻。我从她的盘子里又捏了一粒香肠，听见“巨人队又得一分，现在3比2”。

亨利带着臭味从厕所出来，我们都屏住呼吸。“克里斯，”他伸手递给我他的电话。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洗过手了。我怀疑他上厕所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他不是个讲究人。老实讲，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裤链没拉上，我本来想告诉他，但是他臭气熏天阻止了我。“亚伦·斯温德勒要和你通话。”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电话，看着他抓起一角比萨，顿时食欲全无。

我的潜在客户里只有一个斯温德勒。我在这个拥挤的房子里找到一个私密的角落，拿出我最专业的营销语调说道：“斯温德勒先生，巨人队打得怎么样？”其实从隔壁传过来的倒彩声中我就知道，巨人队已经无力回天。

我并不是从小立志要做投资银行家的。六岁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远大理想：宇航员、职业棒球员、理发师（那时感觉理发像给头发做手术一样高深）。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和职业的关系越来越远，和收入的关联越来越近。我期望在富人生活的湖滨区拥有一间豪华的顶层公寓、一辆名牌跑车和人们仰视的目光。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律师、医生和飞行员，但是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对钱的强烈渴望促使我选择了金融专业，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选择，和一群娇生惯养的毛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谈论着钱钱钱，还是钱。

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海蒂让我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她不像我身边那些人一样眼里只有钱。她的眼里装着穷人，她用“没有”代替了“拥有”，而我只关心“拥有”。谁拥有最多的钱？我怎么拥有更多的钱？

亚伦·斯温德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听见自己的手机响起来，它在房间的另一边，放在卡西迪旁边的条纹围巾上。四十岁的亨利是个单身贵族，正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穿着透明丝袜的大腿。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一个不能错过的电话，所以我示意卡西迪帮我接听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唱歌似的说道：“嗨，海蒂。”

我沮丧至极，像一只活动结束后的热气球。该死！我对卡西迪竖起食指——等一会儿——但是亚伦·斯温德勒没完没了地唠叨那些可恶的闲事，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卡西迪和我老婆之间拖拖拉拉的对话，飞旧金山的航班、在昂贵的牛排餐厅吃的晚饭，还有恼人的天气。

准确地说，海蒂和卡西迪见过三次。我知道是因为每次她们见过之后，所有到场的人都对我置之不理，好像是我把她招进了我的团队，应该对她的美貌负有责任似的。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公司在植物园郊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海蒂面前提起过卡西迪。那时，她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周，那样做既没必要，也不够明智。当卡西迪穿着长长的抹胸连衣裙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走来。在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我们躲在枫树的树荫下汗流浃背，无精打采。我看见海蒂穿着牛仔裙和衬衫正挥汗如雨地问路。我看见自信在一点点熔化。

“她是谁？” 当完成“很高兴见到你们”的问候，看着卡西迪离开去搅和另一对幸福的夫妇之后，海蒂收起虚伪的微笑，问道，“秘书？”

我不知道海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卡西迪·克努森是我的秘书是更好还是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