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我推开房门，走进家。海蒂问候道：“今天怎么样？”而真正迎接我的是刺鼻的茴香味、客厅电视里的新闻和佐伊要掀翻屋顶的音响声。新闻里正在播报：中西部降雨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门口已经堵着一堆湿乎乎的东西——大衣、雨伞和鞋，我又添进去一些，然后像落水狗那样甩了甩头。走进厨房，我亲了一下海蒂的脸，不像是亲昵，更像是例行公事。

海蒂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格子睡衣，红褐色的自来卷被雨水打湿贴在头上。她没戴隐形，换了一副眼镜。“佐伊！”她喊着，“晚饭好了。”尽管这一声响彻门厅，但是女儿躲在卧室里听男孩乐队，关着门，开着震耳欲聋的音响，根本听不到。

“晚饭吃什么？”我问。

“辣酱汤。佐伊！”

我喜欢辣酱汤，但是最近海蒂的辣酱汤全是素汤，只放些黑豆、芸豆和鹰嘴豆（很明显，今天有茴香），还有让人望梅止渴、被她称为“蔬菜肉碎”的东西。她从柜橱里拿出碗，开始分汤。海蒂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自从两周前佐伊对肉里的脂肪大谈特谈之后，海蒂决定全家戒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吃素肉糕、素肉面和素肉酱，总之全没肉。

“我去叫她。”我说着走进公寓的小门厅。我敲了敲震颤的屋门，佐伊回应后我推开门，探头进去告诉她晚饭好了，她答应着。她躺在天蓬床上，腿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笔记本，正面贴满了她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少女流行音乐明星照。看见我进来，她猛地合上笔记本，摸出身边被冷落的社会学卡片。

我没告诉她晚饭吃肉碎汤，转身去我和海蒂的卧室。我一边走一边解领带，结果被猫绊了一跤。

很快，我们都在餐桌旁坐好，海蒂又问起我今天的工作。

“不错，”我说，“你呢？”

“我讨厌豆子。”佐伊舀起一勺汤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然后倒回碗里。客厅的电视被调成了静音，我们都把目光转向屏幕，拼命通过唇语读出今天的晚间新闻。佐伊蜷缩在椅子里，拒绝吃饭。她和海蒂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圆脸、卷发、棕色的眼睛，包括像丘比特的弓一样的嘴唇和翘鼻子上的少许雀斑，几乎一模一样。

“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海蒂问。我心里很排斥，不想回忆一天的事情，不想听她的故事——寻求庇护的苏丹难民和不识字的成年人——让人感到压抑。我就想安安静静地看唇语新闻。

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尽职尽责地给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起草了一份购买协议，另外和香港客户有一个早得荒唐的电话会议，凌晨三点。当时，我从我们的卧室爬起来，溜进办公室打电话。电话结束后，我洗了一个澡，然后去单位上班。又过了很久，海蒂和佐伊才起床。

“我明早去旧金山。”我提醒她。

她点点头：“知道。多长时间？”

“一晚。”

然后我问起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讲起一个六个月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男子。他住在孟买的贫民窟，准确地说是达拉维，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海蒂告诉我，他在自己的家乡每天挣不到两美元。她告诉我他们的厕所有多稀少又有多遥远，所以当地人就在河里解决。她教这个叫阿卡的年轻人语法。这可不容易。她对我强调说：“英语是很难学的。”

我说我懂。

我老婆的心很软。当年求婚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值得赞赏的优点，但是结婚十四年后，“移民”和“难民”这两个词总是刺痛我，我坚信比起对我的关心，她更关心他们的幸福。

“你呢，佐伊？”海蒂问道。

“恶心。”佐伊瘫在椅子里，盯着肉汤，仿佛对着一堆狗屎一样嘟嘟囔囔地回答。我笑出来。至少这是实话。我想重新回答刚才的问题，我这一天也过得很恶心。

“怎么嘬2？”海蒂问。她这么说让我心生爱意。这种非常规的用法很有喜剧效果，海蒂只有在提到棒棒糖和吸管的时候才会说“嘬”。接着她问：“你的汤有问题吗？太烫了？”

“我告诉过你了，我讨厌豆子。”

如果是五年前，海蒂会给她讲印度、塞拉利昂或者布隆迪的儿童难民。但是，最近想让佐伊吃点东西简直成了一项任务。她要么对什么都没有食欲，要么就嫌脂肪太多，比如说肉类。所以，我们现在吃这种碎“饲料”。

我的公文包放在前门的地板上，最里面传出手机铃声。海蒂和佐伊一起转过头来看我，她们想知道我会不会被电话从饭桌上拉回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家里，当我和海蒂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第三间卧室变成了我的工作室。偶尔，她在我的办公室看着那些深色的办公家具——写字台、书架和我最喜欢的皮椅——的时候，我能够从她飘忽的眼神里看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一张婴儿床、一张折叠桌、满墙可爱的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