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12/15页）

上文提到的“英国民族性”，和印度其他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不同。它并不需要皈依者。最能接受“英国民族性”的是孟加拉人，但居留在印度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延宕多年、即将实现的大英帝国理想，却毁于帝国建造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毁于英国人对“英国民族性”的幻想。诚如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幻想是“居留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从最高到最低阶层，从居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农场职员……到高坐宝座上的总督——共同遵守的信念……这些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指派他们管理和统治其他种族”。尼拉德·乔杜里所著《一个印度小老百姓的自传》一书的卷首题词，刻意模仿帝国修辞风格。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墓志铭，纪念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桩未完成的帝国情缘。翻译成拉丁文，我们可以用“图拉真⑧字体”将它镌刻在新德里的“印度门”上：“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那个吸引印度人的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罗宾多到泰戈尔，从尼赫鲁和乔杜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背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莫卧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征服者带来的新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马勒⑨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俱卢之野”寺庙的那块碑铭所宣称的。普拉萨德呼吁，将科学精神化。这是一家报纸报道已故印度总统普拉萨德的一篇讲词（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所拟的标题。影响所及，《印度时报》出现了这么一则报道：

精神文化的“零售商”

（桑提尼克坦1月16日讯）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昨天宣称，为了促销我国的精神财富，他愿意充当一名“零售商”。

在本市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中，他告诉宾客们：佛陀、耶稣、克利须那神、泰戈尔、罗摩克利须那和维韦卡南达是“精神文化的批发商，本人则是一个零售商，从我们那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中提取货品，供应乡亲”。

——PTI通讯社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印度古代文化。在一场为前任省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大伙儿静悄悄地围坐在墙边一排椅子里，谁也没吭声。忽然，对面有一位宾客扯着嗓门，大声问我：“在你居住的那个国家，印度文化走势如何？”当年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前省长，这会儿穿着厚厚的印度式裤袜，坐在主位里。听见这位仁兄的询问，立刻倾身向前，聆听我的回答。据说，他老人家热爱印度文化——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则报道，才知道他经常演讲，畅谈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为了向他老人家表示我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切磋，我也扯着嗓门，隔着偌大的一个房间大声回答那位仁兄：“您说的印度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陪同我前来的印度行政官员，吓得立刻闭上眼睛，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前省长坐回椅子里。满堂宾客噤若寒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