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第3/7页）

一切基于其甘地主义信仰。我们经常会被提醒，贾干是个甘地主义的“志愿者”，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斗士。在一次示威中，他任凭警察把自己打得神志不清。这是甘地的精神，凭直觉即可得知，在什么地方，印度教清静无为的美德和宗教上的自爱可以转化为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无私行动。贾干任凭自己被毒打，他在暴力中找到对自身美德的佐证，此时他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合作主义者，“为了真理而反抗英国人”。重点是为真理而战，而不是反抗英国人。贾干参与的是圣战，他有的是他的国家被涤清净化的想象，而不是重建国家的政治想象。

贾干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胜利蒙蔽了他自身在尘世的腐朽（乘以一百万，这种腐朽就能把他的国家从独立领向另一种政治崩溃），他的甘地主义令自爱、追逐潮流和社会冷漠走向腐坏，贾干只寻求保持自己世界的稳固，其余则什么都不会。在这“尘世的冷酷”中获得纯净，在悲苦中获得安然——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当他的世界土崩瓦解，他无力回击，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只能远走。这是印度教的又一次溃败，像一三三六年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像一九七五年在维查耶纳伽尔都城遗址间跪拜的朝圣者，像被镌刻并誊抄五千万次、为上次战争中被玷污庙宇的新偶像赋予生命的符咒。

贾干的溃败是印度教最后的溃败，因为它是从一个我们已知最终瓦解的世界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向荒野的溃败，那里“现实自身的边缘正开始模糊”，这并非像贾干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向雅利安历史的回归，而是从文明与创造、重生与成长，溃败到魔法与咒语，是一次退化到非洲的漫漫长夜的过程，回到像刚果那种仍挣扎于原始时代的地方，在那里，即使阿拉伯人和比利时的奴隶贸易已经不复存在，往昔岁月仍然被当作“我们祖先的好日子”④而受人向往。这是文明的死亡，是印度教最后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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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中有“清理整肃”。受管制的新闻界所集中关注的也在于此，而非政治危机。

那时，前斋浦尔⑤土邦主进了监狱，他被控犯有经济罪行，显然这桩案子没有迅速审结的希望。为搜寻未申报的财产，当局搜查了这个一度是统治者的家族在瓜利尔的宅邸。在孟买，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和商人们的公寓（报纸上把这类公寓形容为“豪华的”）被突击检查，面积被评估。在另外一处（用一种好莱坞式印度的笔触），人们发现一条以鸦片喂养的眼镜蛇（徒劳地）看管着四公斤黄金与金饰。所有地区，欺诈行为均告“破获”：外汇交易，走私，黑市，利用假生产单位获取钢材，稀少的铁路车皮被调到侧轨囤积居奇。

普遍的惊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失措。一个新德里商人（他的一个兄弟已被突击检查）听他的私人司机说名单里下一个人就是他，于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司机保管，后者此后就再无踪迹。一天又一天过去，受管制的新闻界不断发表关于搜查、逮捕、吊销和强制退休的公告。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单是走私犯据说就抓获了一千五百人。在这种不吉利的时候，一个新的豪华珠宝店在孟买奥伯罗伊－希尔顿饭店开张，在报上大登广告。权力部门立刻查封了店面，好像就在等着它开门一样。

这种专横的恐怖蔓延到上上下下：部门工程师伪造配货凭单，倒卖钢厂库存，营业税税务员收受一个小商人五百卢比的贿赂（合五十美元），铁路乘务员在餐车“非法”运米，邮差涉嫌偷开外国邮包。在这些年的动荡漂泊之后，印度得到了一时的安宁。

但这只是恐怖，是随着尽人皆知的政治危机而来的混乱。它无法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框架，也无法承诺一个更加规范的未来。它只是强化了总是孤注一掷的印度教自我感，人们感到被外在威胁所包围，需要躲避和隐藏。在印度教上层观念中，“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是尘世的腐败，其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这对于经过千年的挫折和溃败的印度教来说可算是重大缺陷。现在社会分裂了，这才是新闻界真正在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什么清理整肃、“紧急状态”，或是甘地夫人与反对派有权解决的短暂危机。

不管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紧急状态”只是让已经存在一定时间的分裂状态正式出现，这种分裂不能仅仅靠政治来解决。一九七五年，宪法被冻结。但在一九七四年的印度存在的是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国家已经无法运转。政治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模糊了更大的危机。反对派所说的腐败与执政者所说的无纪律无秩序，其实都是道德混乱的表现，可以追溯到源头，追溯到独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