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有平衡（第5/9页）

所以艺术家在遭鞭打时，斯里尼瓦斯没有介入；后来当巫师要求把艺术家抬到一座偏远的寺庙、在门廊外放上一个星期时，斯里尼瓦斯觉得，艺术家在这期间是否得到照顾无关紧要，甚至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就算疯癫过去了，”斯里尼瓦斯在他的精神喜悦中说，“只有存在肯定着其自身。”

粗读历史，然后情感上认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漠然处之的态度。印度总会眷顾自身，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广义的漠然中还有对朋友命运的漠然。斯里尼瓦斯得出结论，把自己看作艺术家的保护者才是发疯。

从甘地首次号召文明的不服从到小说所记述的事件，只过去了二十年。但斯里尼瓦斯觉得，甘地的非暴力已经蜕化，恰好与甘地的意图相反。对斯里尼瓦斯来说，非暴力不是一种行动的形式，不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兴奋剂。它只是达成稳固与不受搅扰之安宁的手段；它是无为，是不介入，是社会中立。它融合了自我实现、身份真理的理想。这些听上去时髦并让斯里尼瓦斯在面对艺术家的困境时感到安心的词汇，暗含着对“业”⑬的接受。“业”，印度教迷人之处、安宁之本，告诉我们要在此世为上几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公正平衡的，我们应该把眼前的苦难当作宗教的戏剧效果而细加品味，它提醒我们对自己、对来世的责任。

斯里尼瓦斯的清静无为混合了“业”、非暴力以及历史是宗教寓言之扩展的历史观，它实际上是普遍痛苦中的一种自爱。它是寄生性的，依赖着其他持续不断的活动：火车在跑，报刊在印，卢比则从别处送到。它需要世界，但弃绝世界对其他事物的组织。这是对尘世挫折的宗教性回应。

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理念带到小说中去，认为小说必然会提供这些理念，我们在具有独特性或原创性的作品中发现我们希望发现的东西，并且拒绝或无视我们不想发现的东西。我感到吃惊。自己二十年前尚未到过印度，仅仅把特立尼达印度人社群的概念和阅读其他文学作品的经验带到了《桑帕斯先生》中去，我曾无视或误读了那么多东西，当时我只看到一个小镇生活的喜剧、一本流浪汉小说，并在书中神秘的叙事中悠游。

今天，在这个如“紧急状态”一样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我在落着雨的午后断断续续地重读《桑帕斯先生》。我在孟买读，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英国人于一九一一年建造的“印度门”，其凛凛威风让头缠白巾的人群显得渺小；在乏味又暧昧的新德里读，目光穿过饭店积水的网球场，望着锡克族出租车司机在滴着水的树下搭起的营帐；在科塔“环行大楼”的天台读，神游于果园，在芒果树和香蕉树间，看到了为拉吉普特的大公们所绘的小型彩饰中奇花异果的原型，大公们的荣耀现已消失，他们的宏伟城堡现已废弃一空，无可卫护，他们的封地现在只是农田；在前英军驻地、南方的班加罗尔读，扫视阅兵场，它现在已是印军马球队的球场。在政治严峻的“紧急状态”中读《桑帕斯先生》，我从中看到了紧张状态必将降临于印度的预兆，它为挫折和退却（一人一座孤岛）而非独立与行动做了哲学上的准备，现在则分裂成两面，一面是希望得到保全与心安理得的欲望，一面是毁灭的需要。

摘自《印度快报》：

新德里，9月2日……在此间举行的第十三届“国家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就职大会上，甘地夫人强调个人既是印度之力量所在，也是印度之弱点所在。它给了人民内在的力量，但也在个人和社会其他人之间蒙上面纱……甘地夫人说，如果没有观念更新的基本态度，任何社会福利计划都无法成功……“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时代。”甘地夫人说，她同时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全盘清除”所有的过去。她说，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同时也必须走向未来。

责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本来无关，但在印度它们是相互纠缠的。甘地夫人的讲话可以当成《桑帕斯先生》的一篇评注。纳拉扬小说表面上的沉思与嬉笑、无目的性和“俄国味”都转而成了其他的东西，几乎表达了一种隐居哲学体系。这本我当成小说来读的小说也是一篇寓言，它对印度教的平衡观念作了一番经典阐释，此观念在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外来语言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即使对那些新观念来说，它也无害且受欢迎。身份成了“业”的一个方面，自爱被非暴力的理想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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