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1/29页）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试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以及他跟德里的马霍特拉博士所主持的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牵扯。他的第二则故事则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

他说：“我最后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马上觉得如鱼得水。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上了轨道。我在工作中成长，我了解了许多营销的实际情况，那是我的生涯中最有成果的五年。

“但在同时，我的生活的另一层面却起了大变动。我来自传统的南印度婆罗门家庭，父亲曾经被派驻到世界各地，最后在加尔各答定居下来。我在印度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但是，家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我虽然有人缘，还会唱流行歌曲和印度古典歌曲，却从未想要女朋友。我有一位家教教我这些印度的古典文化，这是传统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我有一些朋友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我自己倒不觉得这有必要，甚至觉得有害。别人交女朋友，我可没兴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下意识很确定我会照传统的媒妁安排方式成婚——直到我实际做了一次‘相亲’。

“我家人遵照传统方式安排，交换了双方的星相。那个女孩住在班加罗尔，我走了老远到那边去看她。来了一大堆我的亲戚，还有她的亲戚。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抵达女孩父母选定的地方。

“那时是晚上。相亲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他们只把我介绍给女孩父亲，我们在大厅里坐成一圈，传着小菜和甜点。每个人都为这个场合精心打扮了。现场安排得很奇怪，我也搞不清女孩是哪一位。有几个她那边的女孩在场，没人把我介绍给女孩本人，他父亲又喋喋不休，问了我一大堆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问题。

“令人紧张的是，他也开始谈到可能的婚礼场所。我觉得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回答。他会说：‘我希望婚礼在修拉普尔举行，不要在班加罗尔，因为我在修拉普尔可以找到较好的场地设备。你觉得怎样？’

“你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说不好，那是鲁莽无礼，如果说好，又显得荒唐可笑。我只好一再使用外交辞令，含糊笑着。那段时间结束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人家问起我的看法时，我一再说不知道。

“这个女孩我实际没见到面，没跟她谈半句话，只由我一个亲戚偷偷向我指出来——我却必须就这样决定要不要跟她结婚。事情一结束我就必须做决定。

“女孩显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也让我觉得不安。无疑的是每个人——在场的二三十个人——都焦急地等着看我是否会点头。在这类场合里，男方占尽了便宜，女方家庭处于劣势。

“许多年之后，这段往事开始让我感到羞耻。但事发当时，我只觉得尴尬，尽管到了今天还是有男孩女孩以我那时未曾选择的方式结婚。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别无选择。我若要别人学习我的榜样，那是不公平的。如果当时处理得不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最后，当我们起身告辞要一起离开时，我断然决定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一行人回家时，我心头很乱。车上有我哥哥、嫂嫂、父亲和我自己。我安安静静，一路上没说话。他们知道我心烦。我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边待到很晚。我第二天就要离开班加罗尔。让我焦虑的是，我家人已经答应女方父母第二天给他们回复。

“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父亲和哥哥问我决定怎么做——要不要跟那女孩结婚？我说不。我父亲说：‘好吧，我们再找个女孩。’

“我告诉父亲，我没有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女孩的容貌——那样说就不公道了：我根本没机会跟她谈话。我反对的不是那女孩，而是做法。我也不想再对这件事多说一句。

“我的长辈认为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下一回就会不同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父母和子女本来就不会坦然谈论这类事情。没人会问你对婚姻的看法，有一天人家直接跑来向你提亲。

“这时候，想到还得再经历一次甚至多次相亲过程，我逐渐下定决心要自己选择结婚对象。

“我认识这么一位营销主管。营销——我总是离不了营销。不过，我认识的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社群。我向她求婚，我们都认为这桩事行得通。我们有社交往来，我们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她属于不同的社群。当我终于向父母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就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反对。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如同我在班加罗尔相亲之后那样。很难跟他们沟通，因为碰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可以诉诸某种很粗糙的逻辑：针对这种事情不能有任何折中妥协。在他们看来，我即将扯断我们家族跟历史、传统的联系，这让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陷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