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堡·湖

我的一位代理人——一个谦逊温和的单身汉，办事很有效率——在一次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中了一张旅游券。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柏林的夏季雨水太多（又湿又冷的天气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眼看着四周枉自绿意盎然，甚为可惜，只有麻雀一直欢叫）。他实在无心出游，但他跑到旅游局的办公处要退掉他的旅游券时，人家告诉他，要退券必须得到运输部的特许才行。到了运输部，又变了说法，说他先得到公证处领一页盖了章的文头纸，在上面写一个复杂的申请报告。另外，还得到警察局去领一个所谓“夏季未曾离城的证明”。

他颇为感慨，决定参加这次旅游。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一个铝质水瓶，修理好自己的鞋底，买了一根皮带和一件式样奇特的法兰绒衬衫——是一种一洗就缩的蹩脚货。再说他是个小巧玲珑的男人，这样的衣服他穿太大了。他的头发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目光亲切睿智。我一时记不准他的名字了。我想，大概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吧。

出发前一夜，他睡得不好。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他必须早起，非同寻常地早。于是床头柜上嘀嗒作响的手表便进入他的睡梦，每个梦里都有那个精致的表盘。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一睡下就无缘无故地开始想这趟旅行。这趟旅行是一位身穿低领礼服的命运女神强行塞给他的，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会不会带来美妙刺激的快乐呢？这样的快乐和他的童年颇有共同之处，也有点像俄国抒情诗在他心中激起的兴奋，还有点像一次梦里见过的夜空美景，再就是像那位女士，别人的妻子，他已经无望地爱她七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旅行说不定比这一切还要丰富，还要有意义。此外，他觉得人生真要有意义，就必须把某件事情或某个人作为奋斗的目标。

上午是阴天，但闷热，太阳不见出来。旅游集合点在火车站，很远，一路坐着电车晃荡过去，也挺开心的。到了一看，一起要去的有好几个人呢。他们都是谁，这些打瞌睡的人？仿佛芸芸众生对于我们而言仍是未知的。旅游券上附有说明，让上午七时到六号窗口。他按照说明过去，看见了这几个人（他们已在那儿等候，他迟到了大约三分钟）。

一个瘦长的金发年轻人，穿一身蒂罗尔服装(1) ，立刻站了出来。他皮肤晒成了鸡冠花色，有一对砖红色、长着金黄色毛发的大膝盖，鼻子看上去像上过漆似的。他是旅游局派来的领队。新来的人一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行有四个女人，四个男人），他就马上带我们朝一列藏在别的火车后面的列车走去。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却一点也不显得吃力，脚下穿着平头钉靴子，叮叮当当走得很稳。

在一节无疑是三等车厢的空车厢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独自坐下，往嘴里放了一粒口香糖，打开一本丘特切夫(2) 的诗集。这位诗人的诗他一直想再读一遍，但现在大家要求他放下书，和大家一起说说话。一个戴眼镜的邮局老职员，头皮、脸颊、上唇都刚刚刮过，泛着青，好像是专为这次旅行把刚长出来的又密又硬的须发刮了一遍似的。他一见大家就马上宣称他去过俄国，还会点俄语——比如会说patzlui(3) ——他还回忆在察里津(4) 的一些艳遇，说时挤眉弄眼的，气得他的胖太太在空中做了个反掌抽他一记耳光的手势。一伙人越说越吵闹。同一个建筑公司的四名职工正在互开玩笑，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舒尔茨，一个是年轻一点的，也叫舒尔茨，另外两个是年轻女子，大嘴大屁股。红头发的那个是个风趣的寡妇，穿着一条运动裙，也知道些俄国的事情（如里加海滨）。还有一个叫施拉姆的小伙子，皮肤黑，两眼无光，人和举止都软塌塌的，有点讨人嫌。他常把话题扯开，引到此次要去的某个景点上去。他第一个发出信号，让大家说些高兴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旅游局专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

机车的弯管飞转，列车疾驶入一片松林，然后舒缓地行驶在田野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到现在只是隐隐意识到此行的荒唐和恐怖，也许还想说服自己一切还算不错吧，所以他就尽可能地欣赏沿路飞过的景色。说来也是，窗外的风光实在迷人。大自然像旋转木马一般翻腾，多么美好啊！太阳悄悄地爬上车窗一角，突然间阳光洒满了整张黄色长椅。列车的影子紧贴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疯狂地奔驰，坡上盛开的鲜花融成了一条条彩带。在一个岔道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等候，一脚支在地上。树木有成林的，也有独秀的，平稳冷静地闪过，展现着最新的风采。一道峡谷幽深潮湿。一段爱情的回忆，化成了一片绿茵。云朵舒卷——犹如跑在天上的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