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行（第2/5页）

我的目光立刻被一幅画像吸引住了，画中一个男人，两边是很不好看的风景（有牛群，有某种田园“氛围”）。我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画中的景物竟然就是我一直以为只是随意胡编乱造的东西。那个男人是用很差的油彩描画出来的，穿一件齐膝大衣，留着络腮胡，戴一副大大的带链夹鼻眼镜，长得有点像奥芬巴赫(1) 。尽管作品技法粗糙，平淡无奇，但我还是觉得从那个男人的五官里能隐约看出像谁，可以说，长得有点像我那位朋友。我在黑色背景上的红颜色里仔细搜索，终于在画上一角看到了“勒罗伊”字样的亲笔签名。这个签名和画一样，显得再平常不过。

我觉得肩后不远处有一股醋味，一转身便遇上了那位门卫老人亲切的目光。“告诉我，”我说道，“要是有人想买这里面的其中一幅画，他应该去找谁？”

“博物馆里的珍藏是这座城市的荣耀，”老人说道，“荣耀是不出售的。”

我怕他又发长篇大论，便连忙表示赞同，不过还是问了博物馆馆长的名字。他试图给我讲讲那副石棺的故事以转移话题，但我还是坚持要问馆长的名字。最后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叫戈达尔先生，还说了到哪里能找到他。

说实话，一想到原来朋友提到的那幅画真的存在，我很高兴。眼看着好梦就要成真，确实很有意思，即使那不是自己的梦。我决定不再耽搁，马上把事情搞定。我要是兴头一起来，没人能够挡得住。我迈着咚咚响的轻快脚步离开博物馆，发现雨已经停了，天空一片湛蓝。一个女人骑着一辆银光闪闪的自行车疾驰而过，长筒袜被雨水溅湿了，周围的小山包上还有浮云未散。街头的教堂又一次和我玩起了捉迷藏，可我机智地战胜了它。过沥青街道的时候，一辆红色大轿车满载着欢歌笑语的年轻人，呼啸而过，我差点没躲过它的滚滚车轮。一分钟后，我按响了戈达尔先生家金色大门上的门铃。原来他是个瘦削的中年先生，穿着高领衬衣，领结处有枚珍珠，长了一张与俄罗斯猎狼犬相似的脸。好像光长个狗脸还不够似的，就在我走进他那空间不大却装饰豪华的房间时，他正往信封上贴邮票，舌头舔着上腭的样子也太像个狗样儿了。桌上摆着孔雀石墨水瓶，壁炉架上有一个中国陶瓷花瓶。这花瓶，说来奇怪，很是眼熟。镜子上方交叉悬挂着一对钝头剑，他狭窄的灰白后脑勺映在镜子里。墙纸上是蓝色碎花图案，零星挂着军舰照片，打破了墙纸图案格局，显得好看一些了。

“你有何吩咐？”他问道，随手将刚才封好的那封信扔进了垃圾篓。这个举动让我很纳闷，但我明白这事我不便干涉。我简要地解释了一下来找他的原由，甚至也提及了我那位朋友愿意出资赎回的大致金额。我那位朋友倒是叫我别提钱的事，只问问博物馆这方面的规定就行。

“这是好事情啊，”戈达尔先生说，“只是这件好事情你搞错了——我们的博物馆里根本没有你说的这幅画。”

“你说根本没有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刚刚看过这幅画！古斯塔夫·勒罗伊的《一位俄国贵族的画像》。”

“我们是有一件勒罗伊的作品，”戈达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翻阅一本油布面的笔记本，黑色的指甲停在了勒罗伊作品的条目下，“但那不是肖像画，而是田园风光画，名字叫《放牧归来》。”

我又说了一遍，我五分钟前亲眼见过那幅画，所以实在没有什么力量能让我怀疑它的存在。

“我同意，”戈达尔先生说，“但我也没有发疯。到今天为止，我担任这个博物馆馆长差不多二十年了，我熟悉这里的收藏目录，就像熟悉主祷文一样。这里说得清清楚楚，画名就叫《放牧归来》，也就是一群牛放完回来了。除非你朋友的祖父有可能被画成了一位牧人，否则我不能想象他的画像就在我们博物馆内。”

“他穿了一件齐膝大衣，”我叫了起来，“我发誓他穿着一件齐膝大衣！”

“你对我们博物馆总体印象如何？”戈达尔先生颇有疑虑地问道，“你喜欢那具石棺吗？”

“听我说，”我说（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发抖了），“请帮个忙，我们马上过去看看。我们定个协议，要是馆里有这幅画，你就卖给我。”

“如果没有呢？”戈达尔先生问道。

“没有我照付画钱。”

“那好，”他说，“就在这儿，拿上个红蓝铅笔，用红的那一头——请用红的一头——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下来。”

我心情激动，就按他说的写了。他看了一眼我的签名，感叹俄国名字发音太难，接着也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迅速折起那张纸，塞进了马甲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