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偶然的事情

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列德国国际快车的餐车上当服务生。他的名字是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他五年前离开了俄国，那是一九一九年。从那时候起，他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试着干过多种行当：在土耳其当过农场雇工，在维也纳当过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等等。这时候，餐车两边有草场，有长满了石楠灌木的小山包，还有不断闪过的松树林。他端着托盘敏捷地穿行在两排靠窗餐桌之间的窄道上，托盘上是几只厚实的瓷缸，里面的牛肉汤冒着热气，汤也往外泼洒。他熟练地给旅客分发食物，从他端着的盘子里叉起切好的牛肉片或火腿片，摆放到旅客各自的盘子里，每放好一份，就微微点一下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绷得很紧，眉毛又粗又黑。

列车预计下午五点到达柏林，七点将朝相反的方向开，驶往法国边境。卢仁有点像生活在钢架跷跷板上，只有到了夜里，躺在一个散发出鱼腥味和脏袜子气味的狭窄地方，才有时间思考、回忆。他回想得最多的地方是圣彼得堡的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他的书房，书房里摆着加了厚软垫的家具，沿着家具的曲线边缘缀着真皮饰扣。再就是常想起他的妻子列娜，已经五年没有音信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在荒废人生。可卡因吸得太频繁，思维已经严重受损。鼻孔的内壁上有两小块地方又肿又疼，疼痛还在往膈膜一带发展。

他笑起来时，大牙齿闪动着特别洁净的光泽。这种俄罗斯式的露齿微笑，不知为何让另外两个服务生格外喜欢他——一个叫雨果，是个柏林人，矮胖身材，一头金发，他负责填写账单；另一个叫马克斯，红头发，尖鼻子，长相像狐狸，他的工作就是往车厢里送咖啡和啤酒。不过卢仁近来不像平时那么爱笑了。

他不当班的时候，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冲击波击穿了他的思想，把最最微小的琐事变成了天上的奇迹，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为寻找妻子打算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步骤。他趁着毒品引发的兴头还未退去，匆匆写下几笔，这些简略而又潦草的文字当时在他看来都是极其重要、非常正确的。然而，一到清晨，他就头疼，衬衫又湿又黏，这时他一看那几行歪歪扭扭、模模糊糊的文字，就觉得满心厌恶。不过最近又有一个新想法开始占据他的思想。他开始和写纸条一样不辞劳苦地设计一项自杀方案。他总是画一种曲线图，表示他怕死意识的起伏变化。最后，为了让事情简单明了起来，他定死了一个自杀日期——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他总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些细节，死亡本身老是忘掉了。不过他一清醒过来，原来想好的这样那样的自杀方法的稀奇色彩总会淡去，只有一件事情依然清晰：他这一辈子算是荒废了，一事无成，再活下去毫无意义。

八月一日如期到来。傍晚六点三十分，在柏林火车站那个灯光昏暗的简餐大厅里，年老的玛丽亚·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坐在一张空荡荡的餐桌旁边，身材肥胖，一身黑衣，面色如土，就像太监的脸色。周围人很少。屋顶很高，荡着薄薄一层雾气，底下吊灯的黄铜垂饰闪闪发光。时而有椅子往后移动，传来空洞的回声。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神色严厉地瞥了一眼墙上挂钟的镀金指针。指针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一分钟后，指针抖了一下。老太太站起身来，提起她黑光油亮的旅行包，拄着手里那根男人用的大头手杖，朝车站出口慢吞吞地走去。

一个行李搬运工在大门口等着她。火车正倒驶进站。外表沉闷的铁灰色德国车厢一节节驶了过去。在一节卧铺车厢正中间的车窗下面，油漆过的棕色柚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柏林——巴黎”。这就是那节国际车厢，还有那节里面用柚木板装修的餐车，她在餐车的一个窗户里瞥见了一个红发服务生的头和抬起的胳膊肘。仅是这两节车厢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想起战前堪称一流的北方快车(1) 了。

缓冲器一阵响，刹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咝咝叹息，列车停住了。

行李工把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安顿在一节快车车厢的二等隔间里——按照她的要求，这是个可以吸烟的隔间。靠窗的一角有个男人，穿一套米色西装，橄榄色的皮肤，一脸傲气，正剪开一支雪茄的头。

老公爵夫人在他的对面坐下。她早有预谋地缓缓抬眼观瞧，检查一下她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放进了头顶上的行李网架中。两只手提箱，一只篮子，全在。那只黑光油亮的旅行包则搁在膝头。她的嘴唇做了个狠狠咀嚼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