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章

一

清晨八点钟，在去码头的路上，斯考比下车到银行去坐了一会儿。经理的办公室阴暗、凉爽，一玻璃杯冰水摆在保险柜柜顶上。“早上好，罗宾逊。” 罗宾逊是个高个子，瘪胸脯，因为没有捞到去尼日利亚的职位而怨气冲天。他说：“这种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雨季来晚了。” “保护领地已经开始下了。” “在尼日利亚，”罗宾逊说，“你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斯考比？” “我坐坐成不成？” “当然成。我自己在十点钟以前从来不坐着。站着有助于消化。”他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两条腿像踩着高跷。他皱着眉毛呷了一小口冰水，仿佛在喝药。斯考比看见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叫《泌尿系统疾病》的书，翻到一页彩色插图上。“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罗宾逊又重复了一遍。 “给我弄两百五十镑钱。”斯考比不太有把握地试图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人总认为银行是用钱砌起来的。”罗宾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你真正想用多少钱？” “一百五十镑。” “你现在结余还有多少？” “我想大概有三十镑。现在是月底。” “咱们最好查对一下。”他叫来了一个职员。在等待的时间里，罗宾逊又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起来——六步走到墙根，再转身回来。“走到那边再回来，一百七十六次，”他说，“就是一英里。我试着在午饭前走三英里，这能使我保持健康。在尼日利亚，我总是走一英里半的路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以后再走一英里半回去上班。这里没有地方做这种散步的运动。”他在地毯上打了个回旋说。一个职员把一张字条放在办公桌上。罗宾逊把纸凑到脸跟前儿，仿佛要嗅它似的。“二十八镑十五先令七便士。”他说。 “我要把我的妻子送到南非去。” “噢，是的。是的。” “我想，”斯考比说，“钱再少一点儿也可以。靠我的薪水我没有办法让她花太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我本来想也许能透支一笔钱，”斯考比含混地说，“许多人都能透支，是不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就有过一次——只是几个星期——透支了十五镑。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我吓坏了。我老是觉得我欠了银行经理一笔债。” “问题在于，斯考比，”罗宾逊说，“我们接到指示绝不允许透支。这是战时，你知道。有一项很贵重的抵押品——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值钱了。”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活得蛮结实，我也不准备挪动地方。潜水艇和我没缘。我的工作也很保险，罗宾逊。”他明明知道不会有效果，还是尽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下去。 “专员就要退休了，不是吗？”罗宾逊说着，走到屋子另一端的保险柜前面又转回身来。 “可是我不退休啊。”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斯考比，可是有谣言说……” “我想有一天我会退休的，可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倒宁愿死在岗位上，再说，我总还有几宗人寿保险呢，罗宾逊。用那个做抵押成不成？” “你知道三年以前你中断了一宗。” “那是露易丝回国动手术的那一年。” “我想，余下的两宗把你已经缴付的保险费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斯考比。” “但是如果我一下子死了，这总还算个保障，是不是？” “如果你继续交纳保险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你知道。” “当然没有，”斯考比说，“这我知道。” “真抱歉，斯考比。这是公事。银行的章程。如果你需要的是五十镑，我就自己借给你了。” “算了，就当我没有开口吧，罗宾逊，”斯考比说，“没什么要紧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市政厅的那帮人会说我受点儿贿赂就什么都有了。摩莉身体好吗？” “她很好，谢谢。我要是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你医学书读得太多了，罗宾逊。” “一个人得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晚上去俱乐部吗？” “我想我不会去的。露易丝很疲劳。你知道雨季以前人们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打搅你了，罗宾逊。我得到码头去了。” 他低着头，很快地从银行走下山坡来。他有一种在干什么卑鄙的勾当被人当场抓住的感觉——他去向人家要钱，被人拒绝了。他不配和露易丝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一定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二

德鲁斯亲自带着他的外勤警察队来到希望号上。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正在舷梯口等着他们，船长想邀请他们先到房舱里去喝两杯酒。率领海上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喝酒是两周举行一次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常规——建立起友好气氛。接受了这种款待，检查人员就更容易叫这位中立国的船长吞咽搜查船只的苦药丸了，而且没有长官在场，在船桥底下执行任务的检查人员也会更顺利地进行工作。趁头等舱的旅客检验护照的时候，一队外勤警察着手检查他们的房舱。另外一些人这时正在货舱里进行搜索——一件枯燥乏味、毫无希望地翻寻大米袋的工作。尤塞夫是怎么说来着？“你们找到过一小颗钻石吗？你想有一天会搜查到吗？”再过几分钟，当几杯酒下了肚，关系变得相当融洽以后，斯考比就该进行检查船长卧舱的不愉快的工作了。现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谈话主要是海军中尉在进行着。 船长擦了擦自己胖嘟嘟的黄脸说：“对英国人我当然是从心眼里感到钦佩的。” “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做，你知道，”中尉说，“做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真是背运。” “我的心对你们的伟大斗争充满了钦佩。”葡萄牙船长说，“我心里根本没有恼怒的份儿。我们国家的人有的感到恼怒，我可不这样。”他的脸淌着汗，眼球布满了血丝。他一个劲儿地谈自己的心，但是斯考比却觉得，要找到他的一颗心，非要在他那肥胖的躯体上开一个又深又长的口子不可。 “你太好了，”中尉说，“你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再来一杯葡萄酒，先生们？” “我可以再喝一杯。这种酒在岸上是喝不到的，你知道。你呢，斯考比？” “我不要了，谢谢。” “我希望你们用不着让这条船在这里再停一夜了，少校！” 斯考比说：“我看在明天中午以前你们不大可能离开这儿。” “我们会尽力去做，当然了。”中尉说。 “我以名誉担保，先生们。我发誓，你们在我的乘客里找不到坏人。至于水手——我全都了解。” 德鲁斯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船长，我们不得不履行一下。” “抽一支雪茄吧，”船长说，“把那支纸烟丢了。这是一盒特制的。” 德鲁斯点着一支雪茄，没想到这支雪茄却发出火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船长咯咯地笑了。“这是我在开玩笑，先生们，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这盒雪茄是为朋友们准备的。英国人特别富于幽默感。我知道你们不会生气的。要是德国人，就要生气了；英国人不会。很好笑，不是吗？” “很有意思。”德鲁斯不高兴地说。他把雪茄放在船长递过来的烟灰缸里。可能船长用手指开动了一个机关，烟灰缸开始丁零零地奏起了一个小调。德鲁斯又吓得一哆嗦。他早就该回家度假了，神经很不稳定。船长一边笑一边淌汗。“瑞士人，”他说，“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中立的。” 一个外勤警察走进来，递给德鲁斯一个条子。德鲁斯把它传给斯考比。斯考比看到纸条上写的是：据一个被通知解雇的乘务员说，船长在浴室里藏匿了信件。 德鲁斯说：“我得到下边去看看，让他们快着点儿。你来吗，伊万斯？谢谢你的葡萄酒，船长。” 房舱里只剩下斯考比同船长两人了。这一部分工作是他最厌恶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违反了战时航行法强加给轮船公司的条例而已。在搜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一个人的卧室是他生活中的隐私部分，搜查抽屉的时候说不定无意中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丑事：某些有失体面的小东西像脏手帕似的被塞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在一堆亚麻衣物底下也许会发现他想忘掉的一件伤心物。斯考比礼貌地说：“船长，我想我得看看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是你的职责，少校，你应该做的。”葡萄牙人说。 斯考比敏捷、熟练地进行检查，无论什么东西他动过以后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妇。船长背对着斯考比站着，看着窗外的船桥；看起来他不想在他的客人做这件令人恼恨的工作时让他为难。斯考比很快就检查完了，他把装着避孕套的盒子关上，仔细地放回柜橱的上层抽屉里，同手帕、俗气的领带和一小包脏手帕放在一起。“都完了吗？”船长转过头来，客气地问道。 “那儿还有一扇门，”斯考比说，“通到什么地方？” “那不过是浴室、厕所。” “我想我最好还是看一眼。” “当然了，少校，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好藏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这是你的职责。” 浴室里没有摆什么东西，也脏得要命。浴盆边上凝聚着一圈灰色肥皂沫，脚下的瓷砖汪着脏水。问题是，必须很快地确定东西藏在哪里。如果拖延的时间太长，对方势必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情报。他必须做出一副办理例行公事的样子——既不能太马虎，也不能太认真。“用不了多少时间了。”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说，并从修面镜里看到一张肥胖的、安详的面孔。当然了，情报可能是假的，乘务员只不过是想制造点儿麻烦而已。 斯考比打开药品橱，把里面装的东西很快检查了一遍：拧开牙膏的盖子，打开刮面刀的盒子，用手指在刮胡膏里探了探。他自己也没期望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但是做这些事却给了他思索的时间。接着他又走到水龙头前面，放了点儿水，把手指伸进每个出水孔里摸索了一阵。他的目光落到地板上：这里不可能藏匿任何东西。舷侧的玻璃窗：他查看了几个大合叶，把里层窗户开合了几次。每次转过头他在镜子里总是看到船长的面孔：安详，耐心，带有某种自得的神色。这张脸一直对他说着“没找到哇，没找到哇”，就像孩子们在玩的一场游戏。 最后，该轮到抽水马桶了。斯考比把木盖掀开，在盖子和瓷桶之间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他的手摸到放水的拉绳，镜子里第一次显出紧张的神色：棕色的眼睛不再望着他的脸，开始盯视着另外一个地方。斯考比随着那目光望去，他看到自己的手紧握着拉绳。 贮水箱里没有水吗？他很想知道。他扯了一下拉绳，水管发出一阵汩汩的响声，呼隆一下水冲下来了。斯考比转过头来，葡萄牙人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情说：“你看见了，少校。”就在这一分钟，斯考比明白了。我太不仔细了，他想。他掀起贮水箱的盖子。在盖子下面挨不着水的地方，一封信用胶带贴在上面。 他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大街[19]一位格罗内尔太太。他嘴里不停地说：“真对不起，船长。”因为听不到回答，他把头抬起来。在船长的肥胖、灼热的面颊上，泪水正追赶着汗珠簌簌地往下淌。“我得把它拿走，”斯考比说，“上报……” “啊，这场战争，”船长突然喊起来，“我多么恨这场战争。” “我们同样也有不少理由恨它，你知道。”斯考比说。 “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 “女儿？” “是的。她现在是格罗内尔太太。你打开看看吧，你会明白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为什么你不等着到里斯本再写呢，船长？” 这个人已经把他肥胖的身躯靠在浴盆边上，仿佛他没有力气再肩负这一沉重的担子了。他像个小孩似的不住地用手背抹眼泪——一个样子不招人爱的孩子，一个小学里的蠢头蠢脑的胖孩子。一个人在同聪明、美丽或者有功名权势的人作战时，心中可能毫无怜悯之情，但是对于谁也不喜爱的人却不能这样做；无情地逼压一个可怜虫，会使你胸中压上沉重的磨石。斯考比知道自己该把信拿起来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同情心对这件事并没有好处。 船长呜咽地说：“如果你有女儿你就会了解的。你就没有。”他的话带着指责的口气，仿佛没有儿女是一桩罪恶似的。 “我没有。” “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