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3/12页）

“你给我一点什么？你知道吗？我得跟修女们待在山里的一座修道院里，她们把我跟十四个女人一起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各种各样的女人。我得跟十四个人睡在一起。我不得不走路进城，因为修女们不肯给我们公共汽车费。”

“她们要你留在那儿吗？”

“那班修女们实在不太聪明，”她说。她不能老待在那儿干那些乏味的苦活，所以就溜进城来。她倒真是充满反抗精神。不过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瘦得骨头毕露，牙齿参差不齐，她的面纱已遮不住她嘴上和颌上颤抖的汗毛，这对从前皮肤光洁的贵妇可不是好笑的玩笑。

我很想仔细观赏观赏那些金门，可为什么他们不肯让我在这个国家独自清静一会儿呢？

“这是以撒自己去献祭。”她说。

我朝那雕刻看了一番，拿不准她说的是否正确。我对她说，“我不需要向导。这上面刻的东西我全都明白，可你老跟着我想要我做什么呢？人们总是找到我的头上。你为什么不拿了这钱就……”我开始感到这事很伤脑筋。

“人们！我可不是别的人。你应该明白这一点。我是……”她气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碰上这种事的竟是我！”她说。她好像在用胳膊肘推揉心脏，同时朝我走得更近，又开始用那怪声怪气的乞求口吻对我讲了起来。

致命的规律啊！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不是过了很久了么？这样逐渐地变化难道还不够？我是说，皱纹越来越多，白发赶走黑发，皮肤逐渐松弛，肌肉日益萎缩。她是否对失去的别墅、丈夫或情夫、儿女、地毯、钢琴、仆人和钱财，依然记忆犹新？她仿佛仍然陷于她刚刚一落千丈时的悲痛之中，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她一百里拉。

“给我五百里拉，我就带你看大教堂，再带你去看新圣马利亚教堂[7]，它离这儿不远，要是没人给你讲解，你是什么也看不懂的。”

“不瞒你说，我马上得去见一个人谈生意。不过还是多谢你了。”

我走开了，我早该离开了，因为吉贝尔蒂当时对我还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太太也对，碰上这种事的往往是我。死亡才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就不再是什么个人了。这就是死亡的作用。而当生存也想起这种作用时，除了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是的，我在大战期间出航三次后，便和斯泰拉到了欧洲。

我撰写我的这些回忆录，是因为我是一个常年旅行的人，总是孑身一人外出，所以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去年我去罗马待了两个来月。当时正是夏季，到处鲜花怒放，天气炎热，令人昏昏欲睡。所有的南方城市，一到夏天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大白天里，昏昏欲睡地弄得我脑袋沉重，索然无味。下午一觉醒来，去喝上一杯咖啡，抽上几支雪茄，待到午睡完全清醒时，天已将近黄昏。吃罢晚饭，温柔安谧的夜降临了，街上静静的煤气灯亮起了白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洒下了长长的跳动的光芒。又到了睡觉的时候，于是你又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因此我渐渐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到平西奥山顶博盖塞花园[8]里的瓦拉第尔咖啡馆去喝咖啡。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叙说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以及其他的种种事情和看法。说这些倒不是因为有什么深远意义，大概是由于人有说话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加以利用。当你最后把话都说尽了，那以后你便永远成了一个哑巴了。经过了动荡，你便趋向于静止。可是并没有理由拒绝讲话、活动，或者拒不做你现在这样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因为斯泰拉在那儿，她在一家专拍国际影片的电影公司里工作。我们在弗朗索瓦第一大街有一套房子，靠近乔治五世饭店的繁华地带。这是个豪华住宅区。可是我跟斯泰拉租住的房子却是糟糕透了。它属于一个英国老头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向我们收取高租，利用这笔租金去了美国，侨居在门通。这儿，整个冬天雨和雾从未停过。我花了很多天，想使自己习惯这套潮湿发霉但装潢花哨的房子，因为不管有多固执，这现在毕竟是我的房子了。可是我怎么也住不惯，不论是地毯、椅子、像生长在康尼岛上的植物似的电灯、妓院的画、有电光眼珠的雪花石膏猫头鹰，还有那皮面精装带着唾沫味的韦达[9]和玛丽·科里利[10]的作品。这个英国佬是个老骗子，其实他是个二房东，他说的有一间什么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铺了块脏地毯的小间，里面有一套多年以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11]，还有一张绿绒台面的桌子。这张绿绒台面桌子的抽屉里，塞满了写有各国货币兑换率的纸片，有英镑、法郎、美元、比塞塔[12]、奥地利先令、马克、埃斯库多[13]、皮阿斯特[14]，甚至还有卢布。这个赖赫斯特老头，人已经半死不活，穿一套像下葬穿的衣服，紫红色法兰绒上装既没有翻领，也没有纽扣和纽眼，坐在那儿在钱上精打细算。他还给报纸写函稿，讲法国的堕落、怎样把农民藏的金子弄出来，或者是汽车驾驶者去意大利的最佳路线等等。他年轻时曾打破过从都灵到伦敦汽车速度赛的记录。有一幅他坐在自己赛车上的照片，和他一起在驾驶座里的还有一只小小的爱尔兰